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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
心香一瓣
“故事里的事，说是也是是也不是……”就像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片尾曲所唱的一样，历史的真相总是显得扑朔迷离，尤其是历史人物的真实模样最难以被全面准确地还原出来。
这主要是因为相关史料的残缺，造成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形象的放大或缩小。就像评论曹操应该是英雄还是奸雄一样，人们对荆轲也是褒贬不一。
要正确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首先就要摘掉任何有色的眼镜，全面了解这个人物，而不是轻信前人的评判。只有跳出思维的墙，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认识，才能对他们做出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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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只有青山无古今
曾敏之
想来，朋友之伦，不应落到“只有青山”，而再也不见青山似的人了吧！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是杜甫题赠卫八处士的一篇著名的诗，描述他与卫八处士别来有似天上的参商二星难于相聚，可是却有缘重上卫八处士的家园，于是举觞叙旧。但这终是匆匆相聚，于是又不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古代交通艰险，关山遥隔，不能不起这样的浩叹。
古今之异，而今有如天壤之别。不论是乡亲、朋友、同事、同学……虽然各居东西，只要有相聚会晤的需要，现代的海陆空交通，以致电视网络，都能让人不再有聚少离多之憾。这种新的人生体验，还有谁会不珍惜呢？
可是，世事却常出意外。最近从电视上看到附有解说的镜头，说是在一些同学会上，有人发出了“相聚不如怀念”的慨叹声。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同学会中因各人的身份、穷通、级别、名衔……等等，出现了区别、歧视、冷遇的现象。哪怕是数十年前的老同学，如果自己事业无成，有潦倒的形象，就在“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的氛围中，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
当然，也有心存忠厚、不忘旧谊、笃守道义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相聚不如怀念”。因为相聚毕竟无多，他们更看重对有限的生命历程的情谊的怀念。所有这些，都令人不胜今昔之感。
谁也难以否认，自古以来，所谓同窗、同学，也是朋友，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朋友属于一伦，这是每个人在社会环境中所难以避免的。按照伦常推理来说，人对家庭、对亲属或不免存有私心，但与朋友交往却可以超越利害关系，因此友道一伦为古今所崇念。此中包括着互信、互助、互勉，也有互相的求同存异与宽容。
而重利害的结合，就呈现为另一种丑恶的情景了：利尽交疏，甚至因妒忌而陷害朋友，攫取私利；或一朝得志，就如鲁迅所形容的，“一阔脸就变”。而正是那些炫耀势利的同学聚会中出现的丑态，令老同学、老朋友尝到了清代诗人黄仲则所叹息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的滋味。
在钱欲狂潮席卷之下，钱、权结合已损害了传统伦理道德，也抛弃了人文情操。古越歌谣写道——
君乘车，我戴笠，
他日相逢下车揖。
君担簦，我跨马，
他日相逢为君下。
这真是遥遥千载以上的古风了，今日缅怀这古风，也恐怕要被讥讽为“老土”或“食古不化”了吧。
可是仍有“相聚不如怀念”的道义和感情在。诗人陈凡在题赠天津作家方纪的诗中有这样的警句：“可叹交亲每为荣悴改”，于是诗人赞美青山永远不变，永以翠色迎人。青山是不以荣枯看待人的，他以此形容与方纪的友情。唐代诗人李白放吟“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也含有青山不变的道理在。而南宋的词人辛弃疾更以《贺新郎》描写了他与青山的关系：“甚矣吾衰矣：恨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比辛弃疾看青山更深一层的是另一位宋代诗人戴复古，他讽吟道——
摩挲老眼从头看，
只有青山无古今。
想来，朋友之伦，不应落到“只有青山”，而再也不见青山似的人了吧！
作者简介
曾敏之（1917—），广西罗城人。抗战期间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历任《大公报》记者、采访主任，暨南大学教授，1978年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杂文集《曾敏之杂文集》，散文集《望云海》、《文苑春秋》，专著《诗的艺术》、《古典文学欣赏举隅》等。杂文集《观海录》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
心香一瓣
真挚的友谊，应当能够经得起时空的考验，应当如青山一样亘古长青。然而，世间这样伟大的友谊并不多。多少友谊之花经历岁月风尘的洗礼后渐渐枯萎，或者异变为一株长满仇恨之刺的毒草……我们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归结为这一切的根源，但实际上这终究是利益因素在作祟。深情古谊、忘年之交，只能根植于真诚的沃土，只能用心灵的雨露去滋润。只要双方都保持一颗青山似的心，时时呵护、珍重彼此间的感情，何愁你我间的友谊不能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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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知识分子
叶圣陶
用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当皇帝的伙计，就说这是民主，那是小孩儿也骗不动的。不料偏有人想要骗这么一骗，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说我国的传统政治是“中国式的民主”。他们的论据是：我国的传统，政府中的官吏完全来自民间，既经过公开的考试，又把额数分配到全国各地，并且按一定年月，使新分子陆续参加进来，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成了。
“民主”这个词儿来自西方，不是我国所固有，咱们也不必考据这个词儿的语源，大家心目中自然有个大致共通的概念。总之，咱们决不把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叫做民主，就像咱们决不把一家老板店，因为他选用了张三李四等人做伙计，就认它是公司组织。在传统政治上，做官只是当伙计。伙计之上有个老板在，就是皇帝。汉唐盛世也罢，叔季衰世也罢，皇帝总是“家天下”的。他行仁政，无非像聪明的畜牧家一样，给牛羊吃得好些，好多挤些奶汁。他行暴政，也只是像败家子的行径，只顾一时的纵欲快意，不惜把自己的家业尽量糟蹋，结果至于家破人亡。皇帝而能“公天下”，站在民众的立场，为民众的全体利益着想，那是不能想象的事。如今咱们心目中的民主却是真正的“公天下”，全体民众个个是老板，成个公司组织，决不要一个人当老板，由一批伙计来帮他开店。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也知道，要是把我国的传统政治认为咱们心目中的民主，那未免歪曲得过了分，自己也不好意思，因此只得勉勉强强加上“中国式的”四个字，以便含混过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说得委婉些，可以借用《庄子》里所说的，“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说得直捷些，就是他们想做官，为了想做官，宁可违犯几个月以前发布的《审查图书杂志条例》中“不得歪曲历史事实”的条款。
放过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不谈，且来谈谈做官。自古以来，做官好像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固然很有些官儿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就是做官却是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要找个老板，当他的伙计，帮他的忙。“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板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样的人物，虽然时代不同，不会有现代人心目中的民主观念，可是由于他的仁心，不能不说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个找到了个信用他的老板，就不能不处于伙计的地位，为老板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损害老板的利益。而那老板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板是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的。所以“致君尧舜上”只成为自来抱着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梦想。尧舜当时是否顾到民众的全体利益，史无明文。咱们只知道一般历史家的看法，尧舜而后再没有比得上尧舜的皇帝。梦想不得实现，于是来了“不遇”的叹息，来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学。这是说，没有老板用我，我找不到个合适的老板，我就不预备当伙计就是了。那当然与老板毫无关系，他只是我行我素，照样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
做官也着实不容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算到了顶儿尖儿了。而且，在前面所说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看来，宰相制度是“中国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现。他们说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领袖，皇帝的诏命非经宰相副署，不生效力，于此可见皇帝并不能专制。然而，单看汉朝一代，丞相因为得罪而罢黜的，被杀的，自杀的，就有不少。皇帝这个老板是很难侍候的，规谏他过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实在不算过分。所以二疏勇于早退，传为千古美谈。某人终身不仕，值得写在传记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不是说他们看透了皇帝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当皇帝的伙计，去侵害民众的利益，只是说他们比一般知识分子乖觉些，能够早早脱离危险，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险罢了。一些高蹈的诗歌文章大抵是从这样来的。元朝人写些曲子，极大一部分表示看轻利禄的思想，骨子里只是说明了在异族入侵的时代，皇帝的伙计更不容易当，或者你想当也当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