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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潍，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想。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做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
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
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四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都江堰市的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傩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荣誉院长，国际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其文化散文集，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
现任《书城》杂志荣誉主编。
心香一瓣
都江堰的精神境界，是卑处一隅、毫不炫耀、默默奉献，它滋润了成都平原的千里沃野，更哺育了古老的巴蜀文明。
尤其是负责这一水利工程的李冰，用他的才智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用他的敬业与坚守精神诠释了什么是“永垂不朽”。
“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月光如水水如天，心怀苍生的人，才会得到千秋万代的敬仰与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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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闲话文人
李公明
文心是水夜中一根摇红的烛火，文人是艰辛的寻梦者。谁知道下一个句子应如何写出？
以器识为先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文人不仅总是瘦削、羸弱的，而且只能干些舞文弄墨、吟风弄月的勾当，总不会是虎啸龙吟、令山河变色的豪杰。《宋史·刘挚传》甚至有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前一半诚为卓见，后一半则大谬不然了。所谓器识者，无非器局与识见，怎可断言文人便一定与此无缘？这份贬损实在武断得很。幸亏在古今中外、人类几千年的故事里，早有几万股文人的剑气侠骨，消此妄言。中国人的热血警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文人顾炎武语，这不是天大的器局与识见么？即使是“平时袖手谈心性”的懦弱者，也会有“临危一死报君王”（颜习斋诗）的壮烈，更何况多少文人梦中一直有铁马冰河的血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文人的这副对联表达的正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壮怀，这种器识已然成了文人的传统。
笔与剑，文情与剑气，其实是很相亲相倚的。“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龚自珍既有吹箫的哀怨，更有说剑的壮怀。“海涅与人语：吾棺中，宜置剑，勿放笔也。”1823年的拜伦提剑率远征军赴希腊战场，终以马革裹尸归葬故土。即使在我们广东同乡中，也有文人袁崇焕，那位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他的如虹剑气在辽东雪原上令皇太极闻风丧胆；康有为说，读袁的文章，便“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袁督师遗集序》）。笔与剑，笔锋与剑锋，可刺可削，五千年的黑暗应见双锋刺破青天，倚天屠龙锷未残。鲁迅持宇宙锋剑，东砍西劈，天下无敌。泽畔有屈子佩剑，桥下有张良佩剑，伶仃洋上有文天祥佩剑。沅水之外是云梦大泽，是灞桥折柳，是玉门寒笳，是荒漠驼铃，均有文人弹剑而歌，歌的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文人的豪情侠气也冲腾在西方，在欧罗巴、阿美利加。提毛瑟枪穿黑色燕尾服腾跃在鹅卵石的街面上，在鹅卵石筑就的街垒后，多少诗人、作曲家曾在巴黎浴血为一轮人性的旭日？到处小酒馆弥漫着酒气，到处文人密谋着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马克思指曰：“革命的炼金术士。”文人是“革命”的么？这问题提得太愚蠢也太聪明，太现实也太浪漫，可让人怎生作答。恩格斯把1848年德国汹涌的批判思潮、革命情绪归功于文人，因他们作品充满“倾向性”，即“政治暗示”，即“一种半遮半露的反政府精神”。有趣的是，西文的“intelligentsia”最初是用来形容专唱对台戏的。对台戏者，批判态度之谓也。19世纪60年代的俄罗斯，intelligentsia指“仅仅由于信念、批判意识或道义情感而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1898年的法兰西，“intelleetuel”响彻云霄，因为一件牵动知识分子良心的案件，德雷福斯案件。“manifesteddintelleetuel”（“知识分子宣言”）反对判罪于德雷福斯。路德反抗教会，率先支持他的是符腾堡大学的师生。思想敏锐的霍布斯以“特洛伊城的木马”喻英国的大学。无论是谁，彼得还是玛丽，张三还是李四，“他们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lewiscoser语）。这种穷究大千、追根溯源的器局与识见，使某一群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器识其实就是一种博大、深邃的思想襟怀，文人当然要以此为全部生存方式的根基。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语）。文人是这些芦苇中最茁壮的一片。学会思想便是学会“用头来走路”，这样即使文人手无寸铁，他们也是不可战胜的。
文人之思除了运用逻辑理性对世界作对象化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对存在本身的“倾听”、“惊异”和“守护”其意义。诗人里尔克说，在先辈的眼中，一座房子、一口井、一个熟悉的塔尖甚至身上的衣服、长袍都是蓄含人性的容器。这种体验就是文人之思。这种思就是诗意的栖居最肥沃的土壤。
弹剑而歌的壮怀、特洛伊木马的意识与震颤着神秘悸动的存在之思，这些都是文人的双眸中最璀璨的辉光，都有一种去供奉、去殉道的崇高意味。文人是真的汉子。他们要到中流击水。
为文之难
文人当然是要写文章的。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