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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三分之一（见丘吉尔 1940 年12月8 日给罗斯福的信）。这些时断时续的进出港口的船队装卸，意味着严重地耽误时间；而维修这些船只，需要拥有一个庞大的造船和装备体系以及巨大的造船能力。此外，英美要保护护航队的安全和监视海域，必须使用强大的防卫力量即数百艘驱逐舰、护航舰、护卫舰和数百架飞机，以对付德国潜艇。这就意味着大大消耗军用物资，大大消耗用于维修这些军舰和飞机的民工和巨大的物质力量。
但如果我们停止潜艇战，那末所有这些力量就会腾出来用在同我们作战的其他地方。
这样，这数百架飞机就不再会在大西洋的所有海域上空飞行以防御潜艇，而是载着炸弹去轰炸德国的城市。德国平民也就因而会遭到不可估量的额外损失。在停止潜艇战之后，那些不需再战斗的潜艇人员难道能眼看着死亡的不断增加——其中也有妇女和儿童的死亡——而说什么现在这一切都必须忍受吗？
再不然，如果我们停止潜艇战的话，英美将用这数百艘驱逐舰、护航舰和护卫舰去干什么呢？这时我们的敌人将能够完全切断我们在北海和通往挪威的沿海交通。那末，我们在挪威的靠德国供应补给品的军队就无法生存下去。
还有：为了在波罗的海赢得对我们的制海权，丘吉尔肯定会用这些腾出来的海军部队去夺取波罗的海的入海口。这是丘吉尔早在1939年9 月战争爆发后四天，在他当上了海军大臣后，就对英国海军部讲过的宿愿。因为他很清楚地认识到波罗的海对我们的意义。对此，他在他的回忆录第1 卷第 368、414 页上写道：“我对海上战略形势的见解，在我进入海军部的时候就大体形成了。控制波罗的海，是敌人生命之所系。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给养，瑞典的铁矿砂，首先是保护不设防的漫长的德国北部海岸——有一处距柏林还不到一百里——免遭俄国的侵犯，这一切都迫使德国必须掌握波罗的海的制海权。”
他在此书的第414 页上接着写道：“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最大希望，用一支英国舰队控制波罗的海，就可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摆脱德国入侵威胁的斯堪的纳维亚如果不是真正参战的话，也由此可以自然而然地纳入我们的战时贸易体系中来。一支控制波罗的海的英国舰队就可用一种能对整个俄国的政策和战略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来支持俄国。有关负责人员和消息灵通人士都不怀疑这些事实。有了波罗的海，就有了英国。”
战争初期，英国海军部因力量不足而不得不拒绝丘吉尔的要求。只要潜艇战还在进行，它就不可能腾出这些海军力量来。潜艇战牵制着这些在所有海域保护英国商船航行的力量，而英国的生存和英美的作战则又取决于这些商船。因此，如果我在1943年5 月为了避免意料之中的损失而停止潜艇战的话，那末其结果无疑是英美强夺波罗的海的入海口，并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这样，我们就不能越过波罗的海输入铁矿砂和对德国东方战线提供给养，我们就不得不在我们漫长的波罗的海沿海一带到处防备敌人的登陆，并防止敌人在德国本土建立一条新战线，否则，在战争快结束时，德国海军和商船队也就无法把两百多万人越过波罗的海救往西方了。
这样，经过反复思考并得到我的参谋部的一致同意之后，我于1943年5 月底作出了决定：出于万不得已，我们必须继续战斗。我们不能把潜艇从战争中撤出来，不能眼看至今一直由潜艇战承担的重担一古脑儿推到其他武装部队和德国居民的身上，以致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为了尽可能减少牺牲，潜艇战不应完全停止，而应以适当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在我作出了这个决定之后，就飞往比斯开湾海岸前线分队那里，阐明这些理由，并就继续进行潜艇战的问题同西线潜艇司令和那儿的潜艇小舰队指挥官们进行了磋商。他们都是杰出的潜艇指挥官，也是海战的专家，他们当然也与他们潜艇小舰队的官兵们休戚与共。就是这些指挥官，在同我谈话中也确信无疑，我们必须继续战斗，并且满怀信心地认为，我们绝大多数果敢的潜艇士兵都会认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我的这一估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在回答第二十三个问题时谈到。
就这样，在我尽了军人的天职和人道的义务，向我的潜艇士兵们讲清了他们在今后作战中必须估计到的局势之后，就于1943年5 月31日飞往希特勒那里，十分明白地向他叙述了已经出现的海战局势。从1943年5 月31日的谈话记录（海军作战部1614／43第一号文件，元首密件；见布拉西：《海军年鉴》1948年版第331 页及以下几页）来看，我对希特勒说了以下这些话：“目前潜艇战危机的根源在于敌人的飞机显著增加。据窃听站证实，在冰岛—法罗群岛海峡，现在一天所动用的飞机就相当于数周前一周内所出动的数量。此外，由于北大西洋的护航队使用了航空母舰，以致北大西洋的所有海峡现在都受到敌人飞机的监视。但仅仅是增加飞机还不足以造成潜艇危机。关键在于飞机使用了一种显然也用于水面舰只的新的雷达装置，能够在浓雾密云中，在阴天或夜里测出潜艇方惯）然后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如果飞机没有这种装置，那它是绝不能在茫茫大海和漆黑夜晚测明潜艇方位的。”
接着，我向希特勒详细报告了我准备采取的措施，并用以下这些话——根据记录——来结束这次谈话：“海军总司令报告未来潜艇战的前景：“我们现在在武器技术方面遭到了失败，对此必须有个对策。但潜艇战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得多大战果，这还无法估计。敌人在海上和空中的防御力量还将增加，至于增加多少，对我们来说却是个很大的未知数，也难以确定。1940年，一艘潜艇每个航海日击沉敌船的吨位约为一千吨，1942年底则约为二百吨。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敌人增加了防御力量，我们潜艇的作用减小了。尽管如此，但我仍然认为，即使潜艇战不再能达到获得较大战果的目标，但潜艇战必须继续下去，因为潜艇战所牵制的敌人力量是十分巨大的。……”
元首打断了我的话，说：“绝不允许放松潜艇战。大西洋是我们重要的前沿阵地，即使我必须在那里进行防守，也比我在欧洲海岸进行自卫要好。即使潜艇战不再能取得重大胜利，但它所牵制的力量却是非常大的，我不容许敌人把这些力量腾出来。”
希特勒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在这次谈话中，我向希特勒报告了在我们迄今卓有成效的海战中所出现的突然变化，希特勒对我丝毫未加责备和批评，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在1942年9 月98日的一次谈话中，我早就向他指出了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当时，不仅是他，而且连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都认为我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不相信英美能够如此增加他们投入大西洋的力量，诸如增加飞机的力量等。因此，当现在出现了这种事实的时候——这种事实与我当时所持的看法相一致——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这您早就该对我们说了！”
当然，后来我曾一再检查我所作出的这一困难决定：我的刚毅的、勇敢的、同我亲密无间的潜艇士兵们，不顾效果微小，仍然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我还是一再得出这样的结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同样理所当然的是，我也让海军作战参谋部的军官们不要囿于我之所见而独自检查这一决定。就连海军作战部对潜艇战在整个战局中所起的影响也无不同的看法。海军作战部于1943年6 月8 日写道：“为了积极防备潜艇，敌人消耗在海军部队和空军联队的无数人力、物力和能量愈来愈大。取消吨位战的威胁，肯定会使敌人把难以估量的战争潜力腾出来投入其他地方……
即使潜艇战不能完全克服当前的困难，不能再取得以往那样的胜利，但仍然必须全力进行潜艇战，因为潜艇战能使敌人消耗比我们多几倍的战争力量或牵制住敌人数倍于我们的力量。……’潜艇战同我们整个的战略形势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回答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将谈到，德国潜艇人员在往后充满牺牲的战斗中是以怎样空前的军人气概作战的。然后我将阐明，多年来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后来，即1943年5 月以后，试图用尽一切办法实现哪些措施，以便生产一种新型潜艇来提高战斗力。
二十三、潜艇人员在进行这种必要的战斗中是如何表观了他们的军人气概的？
所有国家的海员都知道，一般地说，同船的船员们在船上结成的集体要比陆上所能结成的集体来得更加紧密、更加团结。
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在船上共同生活的空间要比陆上的狭窄得多。每个人很快就会发现，他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孑然一身。这就使他的迄今一直占优势的唯我观，由于同船上其他人的紧密相处而受到克制，因为他懂得，他依赖着别人，同时也必须照顾别人，否则的话，要在船上这一狭小的环境里共同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个船员也知道，他和同船的人共命运。一遇到恶劣天气，船就在汹涌澎湃的浪涛中上下颠簸，每个船员的体质反应与自古以来在陆上进化而成的“陆上生物”——人的习惯反应迥然不同。
船一遇到危险，在海上遭到灾难，那末，每个人都知道，他和别人是同命运的。
这就是为什么对每个船员来说，不论他是帆船上的、渔船上的、商船或者任何一艘军舰上的，必然生活在一个比一般陆上环境所能结成的更为紧密的集体中的原因。所以，每个民族也许都有同样的格言：“同舟共济’，但我不相信，在这些民族中，还会有同样的诸如“同屋共济”或“同营共济”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