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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企业的。我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研究所里讲授“企业家精神心理学”的课程。10年前，如果我提议讲授这样一门课程，那么大多数的校长都会在办公室外嘲笑我。现在，这样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学生，挤满了教室。
对企业家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被作为英雄崇拜的同时也要付出代价：企业家的集团，通常是与网络百万富翁有关，形成一种以赶超百万富翁为目的的工业，他们要从所谓硅谷大人物喜欢的生活方式中找到捷径。他们的策略包括像里吉斯·菲尔宾（RegisPhilbin）《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中出现的竞争，或那些畅销书所关注的，如《邻里百万富翁》（TheMillionaire Next Door），但是这些策略很少使这些崇拜者注意到百万富翁生活的背面，以便对百万富翁的真正生活有个清晰的了解。如果他们感到困惑，他们会发现，在那些从信息技术革命中得到了数不清的利益的人中，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例如，旧金山一些有事业心的精神健康专家已经开设了诊所来治疗患有暴富症候群的病人，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新鲜事物。然而，每当我们的国家出现暴发户的洪流时，那些二十几岁的人就会感到不满（还记得那些雅皮士吗），心理疗法市场就发展起来了。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和他们的孩子来说，惟一新鲜的事物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自己生活的许多方面感到不满，尽管他们已经实现了所谓的梦想。
在“暴富症候群”这个术语创造之前，米奇·卡帕尔（MitchKapor）发现，采取成功的商业形式并不是像神话故事里一样，每次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作为莲花公司（Lotus）的创建人和前执行总裁，卡帕尔通过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建立一个市场盈利2。75亿美元以上的公司而爬到了信息技术行业的顶部。然而，令许多人不解的是，他在完成了这个成绩后不久就离开了莲花公司，就像他告诉《Inc。》杂志的那样，“我最终的离开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我从成功中解脱出来”。
更加明确的是，卡帕尔承认，与他离去密切相关的成功方面正承受着管理水平的提高，这种提高剥夺了他所喜爱的活动：“（开始阶段）在莲花公司，我真的很善于与人们一对一地合作，但是在中期，你在努力管理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组织，我不擅长这方面。我对此没有耐心。我太想让别人拼命地为自己工作。”
为什么米奇·卡帕尔迅速成功的结果给他的心理健康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神秘的。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当一个人被剥夺了正向压力，这是一种来自刺激性环境或挑战的“好的压力”，他将寻找到能产生正向压力的途径或经受强烈的心理痛苦。
另一个与折磨卡帕尔的问题（很可能）紧密相关的原因是，当成功使一个人感觉太安全的时候，人就会产生厌倦感。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研究，努力给人们生活带来保护的想法有着深刻的心理效果。然而，荒谬的但被经验验证了的冒险动态平衡理论认为，政府为商业和个人建立的安全网络越多—调节者和法庭裁决把威胁我们个人和职业安全的危险消除得越多—人们就越可能去寻找冒险活动、企业或投资所带来的愉快的感觉。无论你是否相信，冒险动态平衡（增加危险）或寻找正向压力的机会都是人们普遍需要的，这甚至能影响动物的健康！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曼哈顿中央公园动物园的一只北极熊出现在国家报纸的头条，因为它正在绝食。兽医们找不到增进饮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请来动物心理学家诊断是什么困扰着它。他们的明确陈述和介入直接翻开了正向压力入门书的一页：这只北极熊，一只非常狡猾的猎食者，似乎注定要死亡。根据动物精神病医生说，它苦恼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的食物已经准备好了。心理医生告诉动物园管理员把熊的食物藏起来，让它通过努力去获得奖赏，这样它就感到一种它必须去战胜的威胁。这种理论是，如果这只北极熊为它的生活而担心，它必须成为一个成功的猎食者，它的热情就会被重新点燃。食物被藏起来后，北极熊健壮起来了。
这个正向压力的例子和冒险平衡理论学说能解释，为什么10亿美元资产的创始人像摩托车运动员麦尔可姆·福布斯（MalcolmForbes），努力创立和打破热气球纪录的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他们的行为就好像他们是穿上防弹衣一样？在人们从经济欲望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安全时，所谓的极限运动空前盛行，例如跳伞、蹦极跳、越野摩托车赛和攀岩。这个倾向表明，否认正向压力健康水平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冒险活动。
第二章 从“谁是谁”到“那是谁”成功：更多的称赞、更多的金钱、更少的选择
根据畅销书《心灵地图》的作者斯科特·派克（M。 ScottPeck）所说的，“成功就像失败一样使人失去了许多选择”。以我的经验来看，派克是正确的，但是他有点保守，没有把事情充分说出来。实际上，他在两方面没有做出充分的陈述，一方面是文化上的，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社会为了取得比过去更大的成功都做了些什么。
虽然跨文化比较是有疑问的，但是历史学家认为，其他文化比美国的文化为成功提供了
更广泛的选择范围。想一想，在21世纪，美国人的成功可以获得奖赏和显赫的地位。然而，在其他的文化里，尤其是在古代亚洲文化中，一个人如果非常无私，或者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勇敢的爱国者，或一个忠诚的市民都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就像著名的心理学家米哈里·奇克森特米海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说的一样：
现在，使一切事物定量化的逻辑产生了美元这种通用的公制，通过它来评估人类行为的每个方面。一个人的价值和一个人的成就由他们在市场上出售的价格来决定。称一幅绘画是优秀的艺术品是无效的，除非它在索思比拍卖行里得到很高的竞拍价，同样我们不能称一个人很有智慧，除非他能有五位数的存款作为资本。假设在美国的文化里物质报酬占统治地位，那么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就不奇怪了：觉得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积累他们所能企及到的地球上的所有的财富。
除了感到有积累物质报酬的压力以外，人们在证明自己的能力以后还要从成功中去寻找心理满足感，这就要面对许多潜在的压力。尤其是，他们要到达自己的成功定义—成为第一名或在一次赢家通吃的竞赛中被宣布为胜利者的感觉—人们心理定式使用所谓的社会比较过程，这一过程将自然地提高可接受的成功标准。简单地说，如果你是你们中学学报的主编，不久你就会对自己的成就水平感到不满意了，因为你知道有人在哈佛大学的《红色哈佛报》做主编。如果你获得了那样的成就水平，你就会自然地追求各种报纸和杂志的主编职位。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你在编辑阶梯上的攀登会继续下去，直到你失败了或你爬到了顶层当上了《纽约时报》的主编。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我评价的基本需要（要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好还是差），但是不可能在真空中做出判断。满足这种需要的最好的方法是与那些相似的个体的表现进行比较。例如，如果你赢得了一次赛跑比赛，你就知道自己是一个跑步健将；如果你在一次考试中取得了最高分，你就知道自己很聪明等等。然而，这种动力所导致的问题是“西部跑得最快的人”引起的问题。人们总是争取超越你，这样他们通过与最好的比较后就能测量他们自己的成功。
甚至对那些不是追求冠军的目标的人来说，相对剥夺理论也为成功感设置了障碍。我们不能与那些和我们的能力水平相同或更低的人做比较来感觉我们已经成功了；我们必须把自己与那些高于我们的人相比，以获得自尊心的极大满足。现在，正如奇克森特米海伊所说的那样，问题是由于成功与财富结合在一起，所以一个在其他方面成功的人如果不富有，那么他可能会一直处于相对剥夺的状态。想一下，有多少亿万富翁感到需要成为公众人物，或像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样，炫耀他们的财富以便获得显赫的地位。相对剥夺似乎是一种不能被满足的动力。
社会比较需要直接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丧失了许多物质回报。维持成功能成为一项专职的工作，留下很少的时间来增强我们生活中的社会和情感的质量。支持这一决定，即把一个人所有的精神力量都投资到追求成功，而不是变为成功人士的心理学是有效的。由于收入和一个人的时间价值增加了，所以在非赚钱的事情上花费时间会产生很少的事业感。一旦你取得了成功，成为了事业的领导者，那些花在家庭、朋友或爱好中的所谓机会成本就会非常高，与孩子玩耍一个小时就会失去一个获得新客户的机会。由于这样的等式，你怎么会停下来闻闻玫瑰花呢？
自我毁灭早就成为美国生活中努力扩大正向压力的事业机遇过程中的一个事实。最终的结局在于一遍又一遍地，越来越好地做你做的最好的事。资本主义是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观念，即“时间就是金钱”为基础而建立的。根据这种观点，事业就必须由规范和价值来规定，这使得投入到工作中的每个小时所获得的回报都最大化了。
现在，一般都被描述为R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