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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用限制和改造，到逐步被允许，再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复苏与勃兴贯穿了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1978年以前的29年，是以限私、去私、反私、灭私为主题；后一个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至今30余年，是从逐步承认“私”的合法地位，到鼓励、支持、引导“私”的30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回顾60年，一个确定的主题是，正是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改变了中国。民营企业既是这样一段历史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60年曲折
1949年，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暂执行后，随着党内斗争的展开而改变。1952年以后加上一个 “改造”，变为“利用、限制、改造”。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工商界的私有财产不多了，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集体所有制取代了合作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也变得模糊了。
历史在1976年开始徘徊，真正的改变发生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农村联产承包。大包干，“交给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一定范围内的“私”获得合法地位。
此后，禁忌一点点被打破。中共十二大，承认个体劳动者合法地位；同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八二宪法，首次允许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存在和发展。
直到这个时候，私营企业才在争议中重新浮出水面。围绕私营企业能否发展的问题，经历了不是争论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允许不允许雇工，允许不允许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即私有财产的问题。争论的结果是折中，即回避“雇工”这个词，改称“请帮手，带学徒”，请一两个帮手，带三五个学徒，最多不得超过7人。以后，对超过7人的，不急于取缔，也不正面宣传，看一看再说。
1987年，中共十三大第一次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中共理论层面首次解决了私营企业的合法性问题。之后一年，宪法修改，首次承认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这一年，北京市东城区登记了第一批私营企业，而在全国，已登记的私营企业有9万多户。不过，1989年之后，个体私营经济被一些人看作资本主义自由化的经济基础，一些领导同志听了有关私营企业逃税的汇报后，下令严查。私营企业的数量随之而落。
这样一个低潮期，要到1992年之后才能得到改变。邓小平南巡讲话解放了个体私营经济，一股久被压抑的创业热潮喷涌而出。1992年，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增长了25％，第一次超过了30万人，注册资本则猛涨了近80％，达到221亿元。此后的增长速度就更令人侧目。到了1997年，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超过了200万人，注册资本超过5100亿元。
1997年私企接近百万户。这一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承认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体制外的补充。
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三次修宪，把中共十五大对个体私营经济的论述写进宪法第11条。2002年，中共十六大对民营经济的地位做了充分肯定；对私营企业主做了科学的定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看一个人政治上是否进步，不在于是否有财产，有多少财产，而主要看财产的来路与去处。这些突破，进一步肯定了“私”的地位与作用。
2004年，保护私产被写入宪法。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这意味着，国家明确从法律层面保障并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此时，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此后的2007年，物权法进一步明确了对私产的保护。
在经济上得到承认的同时，私营企业主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认同。2007年的统计表明，私营企业主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县以上有48359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243人，全国科技人才代表有23413人，全国评选的优秀建设者200多人。
复苏的力量
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乃至民营经济的复苏力量来自民间，当这种力量开始产生强大的变革冲击力的时候，也进一步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乃至鼓励。尽管其中多有反复，但这种民间力量与政策间的良性互动，始终贯穿了民营经济复苏始终。
私营企业实际上是“看”出来的。对私营企业的复苏争论最大，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才会有邓小平看似模棱两可的批示，要“再看看”。年广久是当年最富争议的人物。这个以“傻子瓜子”闻名的安徽人，雇工最多的时候有100多，所以有人主张把他抓起来。情况反映到北京，邓小平却说，不能动，“看两年再说”。此后，这个“傻子”雇工越来越多，当地也屡次想动他，结果邓小平都以“再看看”的说法平息了。
当时面对年广久那样窘境的企业人，中央多半以“多看看”的态度对待之。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包鱼塘，赚了点钱，结果有很多人告状，称其为新的资产阶级，《人民日报》曾为此讨论了三四个月。
民营改变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从经济层面看，以下三个方面变化最大：一是民营经济复苏，导致国民经济微观基础发生根本变化，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民间资本的能量得到释放；二是闭关锁国变为全方位对外开放，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三资”企业大量涌现；三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正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三个变化，是中国各种变化的基础。其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最富价值的。截至2007年年底，民营企业（含私企551万户、个体户2700万户）注册资金超过10万亿元，投资总额超过20万亿元。此外，还有15万户民营科技企业，总资产7万亿元左右。
以这些变化为基础，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30年前，除了种地的农民，其他都是端“铁饭碗”的“单位人”。如今就业人口的75％以上在民企。
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形成新的社会阶层。截至2007年年底，私营企业投资者139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占劳动人口的1。6％。
最值得一书的是五次修宪。1983年修宪承认个体经济，1988年修宪承认私营经济，1993年修宪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8年修宪明确基本经济制度，2004年修宪保护私有财产，2007年通过物权法。私产入宪，平等保护物权。它不仅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而且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条件，还会推动中国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建设。社会的变迁有了法律作保障，说明我们正在走向法治。
当思想冲破牢笼的时候，人们的创业激情就插上了自由的翅膀。在这个进程中，一批批带有各自时代烙印的企业和企业家跃上了舞台中央。从柳传志的时代，到张朝阳、丁磊领导的一批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再到如今的马云、郭广昌、施正荣，正是一代代企业人和中国企业的不断冲刺和突破，才使得后来者的跨越成为可能。
从发展历程看，民营经济艰难曲折，尽管艰难曲折，但是势不可挡，现在谁也不能再把它拉回去了。而在经济格局的大嬗变中，纳税人的公民意识、市场经济的权利意识也初步觉醒。公民社会正在取代臣民社会。经济民营，就这样促进了政治民主。
这还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民营经济改变了并将进一步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