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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红颜:杨贵妃1-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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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历史或时代,就是那个人的遭遇与感受。
  要这样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正史中个人的材料不足,正史大叙事又都是整体性的历史观,很少去注意历史中的个人。故若欲写历史中的个人,或历史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史,势不能不大量仰赖传说资料及小说家的想象。南宫搏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也不忌讳,乐于质疑正史、怀疑其合理性,而建立自己的小说正当性。
  高阳则相反,他的小说旁附着许多考证,故小说虽非史述,意亦不在证史,却有史事求真或拟真的性质及姿态。因此,两人的不同,乃是历史小说两个类型上的差异,台湾的历史小说写作史上,有此两大典型,足堪珍视。
  唯高阳故世之后,遗集整编或举办会议研讨,尚不寂寞,南宫搏则比高阳更不受评论界重视,遗作也缺乏整辑重刊,许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觅得。许多人从前常读其作品,如今思之,殊不免于缅叹。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如今麦田出版社访得南宫搏旧作数种,校订重刊,令人欣喜钦敬不已。历史小说的命运,或许会因此而再起一次转折,焕发出新的风采,也未可知。龚鹏程先生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
  ·荣获中山学术文艺奖、中兴文艺奖章文艺理论奖和“行政院”杰出研究奖。
  ·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南华管理学院校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教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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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3)



  ·现任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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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共同题材,有一千两百年之久了。我曾经用此一故事写作,在二十多年间,计有五次,当然有不同的接触面与不同的形式。而这本书则是全面的,写“杨贵妃”的一生。
  为了印书,我以一星期的时间整理和校对,自己细心地看了一次,我愿意说:这是我自认写得很好的一本书。不辞狂妄之嫌,我又愿意说:这是一千两百年以来,以“杨贵妃”为文学创作的共题以来,一本最完整和恰当的书。
  这本书使我敢于自傲——在我从事创作的生命中,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自傲”一词。
  在写作的风格上,《杨贵妃》也有了若干变化,以一个人为中心反映一个时代的方法依旧(这是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和中国的“演义”完全不同调);但在取材方面变了,我想称《杨贵妃》为“历史的小说”而不仅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大致可以不照顾人物故事的时间、地位以及故实的正确性,“小说”不同于“历史”,在于它能移动若干人事而配合,亦不必理会典章制度上的细节。而在《杨贵妃》一书中,我尽量地考据事实,人与事,努力求其真实,于尽可能求真中再以小说的技术来组织和配合。《杨贵妃》主要人事发展,大致上与当时时事相吻合,正确处超过了现存的正式史书。写作小说,原无如此的必要,而我所以如此做,希望开创历史小说的另一条路。这条路是否适宜、正确,则不是我自己所能许定的。我尝试着,以欧洲历史小说风格而归淳于中国情调,在《杨贵妃》这本书中,我自以为做到了。
  现代化的中国历史小说,由我具体地开创,在日本和英国,卖书宣导品称我为“第一人”,这“第一人”如撇开作最好的解释而指为开路,我当之无愧,二十多年前,我尝试着以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有系统地写长篇中国历史小说,当时影响我最深,使我从事摹拟的人,第一个是德国的历史小说作家勃鲁诺·法兰克(BrunoFrank),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风靡一时,开创德国文坛写作历史小说的热潮。其次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米契生夫人(Mrs。NaomiMargaretMitchison)和十九世纪末名气很大的英国历史小说家韦曼(StanleyJohnWeyman),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享名的格兰扶斯(RobertGraves)等人。我曾经尝试着以法兰克的风格作为基础汲取早期的韦曼、近期的(三十和四十年代)格兰扶斯,再加上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的手法,用来写我的历史小说,二十多年来,我有过失败的作品,也有过自己满意的作品,以《杨贵妃》一书而论,我大致能超越韦曼和脱出了法兰克的藩篱,不再是摹拟而有了我自己的以及中国的。
  我自行推荐《杨贵妃》这本书。
  《杨贵妃》是先在报纸连载的,连载之前,我作有两篇“前记”:一、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二、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这是论事和考据性的,在写作时很用了一番工夫,如今作为“附录”。
  其次,在报纸上发表时有“第九卷”,那是传奇,于第九卷之前即已说明,现在作为“外传”。“杨贵妃”故事似乎应该在马嵬驿结束的。“外传”的故事不忍弃之原因是:我曾为此“传奇”而在日本像傻瓜那样从事搜访——搜访并无实际的获得。
  《杨贵妃》一书于一九七二年秋末动笔,次年夏完成,中间有五十多页是在伦敦写的,其余则在香港写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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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第一卷(1)



  大唐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天气很冷,留守洛阳的官员,冒着寒风,列队迎接自长安来到东都的开元皇帝。
  这样冷的天气,皇族通常会在长安近畿的骊山温泉宫避寒。然而,开元皇帝却在正月的寒天,带了百官,皇族中主要人员、侍从、兵卫等两万五千多人,行于道路,冒严寒风雪而来——洛阳区内虽然没有下雪,但东都留守官员知道,皇帝一行在过潼关时曾遇雪。虽然如此,皇帝的车骑到达时,仪容鲜明,并未因寒冷和旅途风雪而显出惫颓。
  皇帝已有两年又四个月不曾来东都洛阳了,至于选在正月间驾幸东都,更久,足足隔了十二年。
  欢迎的队伍排得很长,高级官员和东都的留守官员,聚在前面,地方的中下级官员,则排队在黄道桥堍的洛水边,水边风更冷,有不少着了吉服的官员,身体在打颤。
  河南府的士曹参军事杨玄璬,没有排入欢迎队伍中,他主管车仗调度,在天津桥到黄河桥之间,走来走去,很忙,别人觉得冷,他却在出汗——
  车驾自端门进入皇城了,含元殿有朝仪,百官鱼贯而入,郊迎的大典礼告了一个段落。
  做地方佐贰官的人,没有资格参加朝会,纷纷散去了。士曹参军事杨玄璬却不曾走,他还要指挥人照料属于地方调来的车仗,不过,他本身不需要走来走去了,留驻在旧中桥的站内,听取各处报告,命佐史记录下来。
  隔着旧中桥,在洛水之间的河岸上,仍然挤满了洛阳百姓,他们已有两年多没见过这样大的场面,留着,不肯立刻散去。
  不久,皇城的左右掖门都有官员们出来——那是散朝,皇帝第一天到达时的朝会,依例不议事,因此,朝会很快就散。
  在洛水的两岸,无数看热闹的百姓中,有河南府士曹参军事杨玄璬的女儿在。
  她是悄悄地出来的,现在陪她出来的老家人和保母,紧张地催她快些回家。
  十六岁的杨玉环有一些依依地,但她又很听话,接受劝告后就转身走,一面说:
  “总算运气不错,让我看到皇家的仪仗。”
  她在兴奋中回家——她发现,她的哥哥仍然在书房,并未出去看热闹,为此,她叹息。
  在书房中的哥哥,发现了妹妹,叫唤她。
  妹妹向随在身后的婢女扮了鬼脸,进入。
  “大人吩咐不可随便出去,玉环,你又不听话!”哥哥看妹妹入室,第一句话就是谴责。
  杨玉环向兄长一笑,信口说:“好了,可别告诉大人!”接着,转身就走。但是,哥哥又唤住她,问她正月份的功课如何?她稍微停顿,用手指算着日子,再说:“正月大,还有四天,不妨!”
  她走了,她的哥哥杨鉴,徐徐地站起来,在书房中踱步,伸舒双臂——他坐着读书写字,的确太久了些。
  杨鉴和妹妹的性格不同,他好静,而且,承受父亲的教训,努力读书,希望由进士出身,正式做官,重振家声。他相信,父亲和自己一定会有发展的,那是正派的仕宦发展。杨鉴知道,父亲对士曹参军事的现职很不满意,他的祖父做过士曹参军事,可能因此,在去年秋末,吏部有些近乎作弄地把他的父亲又自中央政府放出,调到河南,官阶升了,职务也重要了,但是,那总是地方的事务官,前途并不好的。在此之前,他的父亲服官,由地方官入朝廷的秘书省,为正九品上阶的校书郎,品秩虽降了,但地位清贵,前途极好。这回外调,官品虽升到正七品下阶,高了许多,但是,格却低了。因此,父和子都心中郁郁。可是,做女儿的却一些也不理会,她喜欢洛阳,因为到了洛阳之后,父亲对她的管束放松了不少,再者,洛阳的住宅也比较大,她独占了一个院子,关上门,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园中玩。
  她别了哥哥,就回到自己的院子,在生了火的屋子里,换上薄的衣服学舞。杨家在洛阳买入的一名使女,出身是歌舞伎,年纪大了,才被转卖做使女,但她的舞技仍然很好,她指点杨家的大小姐学动作快速的胡旋舞。
  杨玉环在长安也曾学过歌舞——她的父亲只许她学音乐,但她背着父亲学歌舞。长安贵家的女儿,都会学些歌舞,她以为父亲非但保守,而且顽固,她运用自己的智能,当面很顺应父亲,每月交文字上的功课,但背着父亲,又什么都干,长安女子流行的玩意儿,她样样都有兴趣。而且她还有好胜心,要赶在亲戚中的女伴们之前。
  在长安,她没有机会学胡旋舞,现在,有了一个教习,她热中着,她明白胡旋舞最耗力气,每天要练,一荒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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