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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 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惟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 ，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 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斯托尔引用 温尼考特的见解指出，那种缺乏独处能力的人只具有“虚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顺从、而不 是体验外部世界，世界对于他仅是某种必须适应的对象，而不是可以满足他的主观性的场所 ，这样的人生当然就没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活得多么热闹，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那便是睡眠。不管你与 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同床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 ，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据有的心理学家推测，梦具有与独处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 做梦则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另一个例子是居丧。对丧亲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 情和劝慰，而是在独处中顺变。正像斯托尔所指出的：“这种顺变的过程非常私密，因为事 关丧亲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别人没有分享过，也不能分享。”居丧的本质是 面对亡灵时“一个人内心孤独的深处所发生的某件事”。如果人为地压抑这个哀伤过程，则 也会导致心理疾病。
关于孤独对于心理健康的价值，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谈论。例如，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是动 物的本能，“不反应的能力”则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觉过剩”的祸害并不亚于“感 觉剥夺”。总之，我们不能一头扎在外部世界和人际关系里，而放弃了对内在世界的整合。 斯托尔的结论是：内在的心理经验是最奥妙、最有疗效的。容格后期专门治疗中年病人，他 发现，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很能适应社会，且有杰出的成就，“中年危机”的原因就在于缺少 内心的整合，通俗地说，也就是缺乏个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觉人生的空虚。他试图通过一种 所谓“个性化过程”的方案加以治疗，使这些病人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我怀疑这 个方案是否当真有效，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通过心理治疗而获得他本来所没有的个性。 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即个性以及基本的孤独体验乃是人生意义问题之思考的前提 。
三
人类精神创造的历史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激发了精神的创造力。我们 难以断定，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抑或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创造天赋的人。我们至少 应该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创造力的潜质，区别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 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 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例如，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慰藉》，莫尔的《纾解忧愁之 对话》，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内写作的。班扬的《天路历 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另一种情形是疾病。斯托尔举 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激发了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像力。在疾病促进创 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普鲁斯特在内的长长的名单。太史公所说“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狱和疾病之灾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他 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的发愤。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 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因此获得 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
不过，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之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制，而是由于自身的气质。 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的写 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说：“我写忧郁，是为了使自己无暇忧郁。” 只是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 。创作过程无疑能够抵御忧郁，所以，据精神科医生们说，只有那些创作力衰竭的作家才会 找他们去治病。但是，据我所知，这时候的忧郁往往是不治的，这类作家的结局不是
潦倒便 是自杀。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牛顿、康德、维特根斯坦，则相当自觉地选 择了孤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内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这种 专注和气功状态有类似之处，所以，包括这三人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长寿，也许不是偶然的 。
让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独的精神创造者的确是野兽，也就是说 ，他们在社会交往的领域里明显地低于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当无能，甚至有着难以克服的 精神障碍。在社交场合，他们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们观察到，他们倒比较容易 与小孩或者动物相处，那时候他们会感到轻松自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同时又是神灵，也就 是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际交往了，对于他们来说，创造而不 是亲密的依恋关系成了生活意义的主要源泉。所以，还是尼采说得贴切，他在引用了“离群 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一语之后指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种情形：必须同时是 二者——哲学家……”
四
孤独之为人生的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惟有在孤独中，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 为惟有在孤独中，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正如托尔斯泰所 说，在交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这种面 对整体和万物之源的体验，便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体验。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创立过程中，孤独的经验都起了关键作用。释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 家以后，而且是在离开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后，他是独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树下连日冥思， 而后豁然彻悟的。耶稣也是在旷野度过了四十天，然后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 每年的斋月期间，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里隐居。
我相信这些宗教领袖决非故弄玄虚。斯托尔所举的例子表明，在自愿的或被迫的长久独居中 ，一些普通人同样会产生一种与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体感”，一种“与存在本身交谈”的 体验。而且，曾经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表示，那些时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对于他们的生活 观念发生着永久的影响。一个人未必因此就要归依某一宗教，其实今日的许多教徒并没有真 正的宗教体验，一个确凿的证据是，他们不是在孤独中、而必须是在寺庙和教堂里，在一种 实质上是公众场合的仪式中，方能领会一点宗教的感觉。然而，这种所谓的宗教感，与始祖 们在孤独中感悟的境界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体验把人超拔出俗世琐事，倘若一个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体验，他的精神 视野就未免狭隘。尤其是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缺陷。一个恰当的例 子是弗洛伊德。在与他的通信中，罗曼·罗兰指出：宗教感情的真正来源是“对永恒的一种 感动，也就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大洋似的感觉”。弗洛伊德承认他毫无此种体验，而按照他的 解释，所谓与世界合为一体的感觉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欺，犹如婴儿在母怀中寻求安全感 一样，属于精神退化现象。这位目光锐利的医生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精神现象还原成心理现象 ，所以，他诚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师，却终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思想家。
五
在斯托尔的书中，孤独的最后一种价值好像是留给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他写道：“虽然 疾病和伤残使老年人在肉体上必须依赖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赖却逐渐减少。老年人对人际 关系经常不大感兴趣，较喜欢独处，而且渐渐地较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作者显然是赞赏这 一变化的，因为它有助于老年人摆脱对人世的依恋，为死亡做好准备。
中国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我们目睹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喜欢集体活 动，他们聚在一起扭秧歌，跳交谊舞，活得十分热闹，成为中国街头一大景观。然而，凡是 到过欧美的人都知道，斯托尔的描述至少对于西方人是准确的，那里的老年人都很安静，绝 无扎堆喧闹的癖好。他们或老夫老妻作伴，或单独一人，坐在公园里晒太阳，或者作为旅游 者去看某处的自然风光。当然，我们不必在中西养老方式之间进行褒贬。老年人害怕孤独或 许是情有可原的，孤独使他们清醒地面对死亡的前景，而热闹则可使他们获得暂时的忘却和 逃避。问题在于，死亡终究不可逃避，而有尊严地正视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项光荣。所以， 我个人比较欣赏西方人那种平静度过晚年的方式。
对于精神创造者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独心境就不但有助于他们与死亡和 解，而且会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斯托尔举了贝多芬、李斯特、巴赫、勃拉姆斯 等一系列作曲家的例子，证明他们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入自己的精神领域、不太关心听 众的接受的特点。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更超脱、更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