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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说与哲学相靠近
如何找回失去的”现在“，这是现代小说家所关心的问题。”现在“的流失不是量上的，而 是质上的。因此，靠在数量上自然主义地堆积生活细节是无济于事的，惟一可行的是从质上 找回。所谓从质上找回，便是要去发现”现在的具体“的本体论结构，也就是通过捕捉住” 现在“中那些隐藏着存在的密码的情境和细节，来揭示人生在世的基本境况。昆德拉认为， 这正是卡夫卡开辟的新方向。
昆德拉常常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范畴表达他所理解的生活。基本的要求仍然是真实，但不 是反映论意义上的，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范畴所表达的便是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 生活之真实。小说中的”假“，种种技巧和虚构，都是为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真服务的，若 非如此，便只是纯粹的假——纯粹的个人玩闹和遐想——而已。
有时候，昆德拉还将”存在“与”现实“区分开来。例如，他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 小说研究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凡发生了的事情都属于现实，存在则总是关涉人生在世 的基本境况。小说的使命不是陈述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而是揭示存在的尚未为人所知的方 面。如果仅仅陈述事情，不管这些事情多么富有戏剧性，多么引人入胜，或者在政治上多么 重要，有多么大的新闻价值，对于阐述某个哲学观点多么有说服力，都与存在无关，因而都 在小说的真正历史之外。
小说以研究存在为自己的使命，这使得小说向哲学靠近了。但是，小说与哲学的靠近是互相 的，是它们都把目光投向存在领域的结果。在这互相靠近的过程中，代表哲学一方的是尼采 ，他拒绝体系化思想，对有关人类的一切进行思考，拓宽了哲学的主题，使哲学与小说相接 近；代表小说一方的是卡夫卡、贡布罗维茨、布洛赫、穆齐尔，他们用小说进行思考，接纳 可被思考的一切，拓宽了小说的主题，使小说与哲学相接近。
其实，小说之与哲学结缘由来已久。凡是伟大的小说作品，皆包含着一种哲学的关切和眼光 。这并不是说，它们阐释了某种哲学观点，而是说，它们总是对人生底蕴有所关注并提供了 若干新的深刻的认识。仅仅编故事而没有这种哲学内涵的小说，无论故事编得多么精彩，都 称不上伟大。令昆德拉遗憾的是，他最尊敬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只重视诗，忽视了小说，而“ 正是在小说的历史中有着关于存在的智慧的最大宝藏”。他也许想说，如果海德格尔善于发 掘小说的材料，必能更有效地拓展其哲学思想。
在研究存在方面，小说比哲学更具有优势。存在是不能被体系化的，但哲学的概念式思考往 往倾向于体系化，小说式的思考却天然是非系统的，能够充分地容纳意义的不确定性。小说 在思考——并不是小说家在小说中思考，而是小说本身在思考。这就是说，不只是小说的内 容具有思想的深度，而且小说的形式也在思考，因而不能不具有探索性和实验性。这正是现 代小说的特点。所谓“哲学小说”与现代小说毫不相干，“哲学小说”并不在思考，譬如说 萨特的小说不过是萨特在用小说的形式上哲学课罢了。在“哲学小说”中，哲学与小说是貌 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昆德拉讽刺说，由于萨特的《恶心》成了新方向的样板，其后果是“ 哲学与小说的新婚之夜在相互的烦恼中度过”。
三 存在不是什么
今日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编写和出版小说，其总量不计其数。然而，其中的绝大部分 只是在小说历史之外的小说生产而已。它们生产出来只是为了被消费掉，在完成之日已注定 要被遗忘。
只有在小说的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以作为价值而存在。怎样的作品才能进入小说的历史 呢？首先是对存在作出了新的揭示，其次，为了作出这一新的揭示，而在小说的形式上有新 的探索。
一个小说家必须具备存在的眼光，看到比现实更多的东西。然而，许多小说家都没有此种眼 光，他们或者囿于局部的现实，或者习惯于对现实作某种本质主义的抽象，把它缩减为现实 的某一个层面和侧面。昆德拉借用海德格尔的概念，称这种情况为“存在的被遗忘”。如此 写出来的小说，不过是小说化的情欲、忏悔、自传、报道、说教、布道、清算、告发、披露 隐私罢了。小说家诚然可以面对任何题材，甚至包括自己和他人的隐私这样的题材，功夫的 高下见之于对题材的处理，由此而显出他是一个露淫癖或窥淫癖患者，还是一个存在的研究 者。
一个小说家是一个存在的研究者，这意味着他与一切现实、他处理的一切题材都保持着一种 距离，这个距离是他作为研究者所必需的。无论何种现实，在他那里都成为研究存在以及表 达他对存在之认识的素材。也就是说，他不立足于任何一种现实，而是立足于小说，站在小 说的立场上研究它们。
对于昆德拉的一种普遍误解是把他看做一个不同政见者，一个政治性作家。请听昆德拉的回 答：“您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小说家。”“您是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小说 家。”他明确地说，对于他，做小说家不只是实践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种拒绝与任何政 治、宗教、意识形态、道德、集体相认同的立场”。他还说，他憎恨想在艺术品中寻找一种 态度（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的人们，而本来应该从中仅仅寻找一种认识的意图的。 我想起尼采的一个口气相反、实质相同的回答。他在国外漫游时，有人问他：“德国有哲学 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他说他感到脸红，但以他即使在失望时也具有的勇气 答道：“有的，俾斯麦！”他之所以感到脸红，是因为德国的哲学家、诗人、作家丧失了独 立的哲学、诗、写作的立场，都站到政治的立场上去了。
如果说在政治和商业、宗教和世俗、传统和风尚、意识形态和流行思潮、社会秩序和大众传 媒等等立场之外，小说、诗还构成一种特殊的立场，那么，这无非是指个性的立场，美学的 立场，独立思考的立场，关注和研究存在的立场。在一切平庸的写作背后，我们都可发现这 种立场的阙如。
对于昆德拉来说，小说不只是一种文学体裁，更是一种看生活的眼光，一种智慧。因此，从 他对小说的看法中，我读出了他对生活的理解。用小说的智慧看，生活——作为“存在”… …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不是什么呢？
海德格尔本人也不能概括地说明什么是存在，昆德拉同样不能。然而，从他对以往和当今小 说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知道存在——以及以研究存在为使命的小说——不是什么。
存在不是戏剧，小说不应把生活戏剧化。
存在不是抒情诗，小说不应把生活抒情化。
存在不是伦理，小说不是进行道德审判的场所。
存在不是政治，小说不是形象化的政治宣传或政治抗议。
存在不是世上最近发生的事，小说不是新闻报道。
存在不是某个人的经历，小说不是自传或传记。
四 在因果性之外
在一定的意义上，写小说就是编故事。在许多小说家心目中，编故事有一个样板，那就是戏 剧。他们把小说的空间设想成舞台，在其中安排曲折的悬念，扣人心弦的情节，离奇的巧合 ，激动人心的场面。他们让人物发表精彩的讲话。他们使劲儿吊读者的胃口。这样编出的故 事诚然使许多读者觉得过瘾，却与存在无关。
在小说中强化、营造、渲染生活的戏剧性因素，正是上个世纪小说家们的做法。在他们那里 ，场面成为小说构造的基本因素，小说宛如一个场面丰富的剧本。昆德拉推崇福楼拜、乔伊 斯、卡夫卡、海明威，因为他们使小说走出了这种戏剧性。把生活划分为日常性和戏剧性两 个方面，强化其戏剧性而舍弃其日常性，乃是现象和本质二分模式在小说领域内的一种运用 。在现实中，日常性与戏剧性是永远同在的，人们总是在平凡、寻常、偶然的气氛中相遇， 生活的这种散文性是人生在世的一种基本境况。在此意义上，昆德拉宣称，对散文的发现是 小说的“本体论使命”，这一使命是别的艺术无能承担的。
夸大戏剧性，拒斥日常性，这差不多构成了最悠久的美学传统。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 义，都是在这一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从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的整一”，到恩格斯的“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性格”，都是这一传统的理论表达。殊不知生活不是演戏，所谓“人生大舞台， 舞台小人生”乃是谎言，其代价是抹杀了日常性的美学意义。
事实上，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戏剧本身也在走出戏剧性，走向日常性。梅特林克曾经谈到 易卜生戏剧中的“第二层次”的对话，这些对话仿佛是多余的，而非必需的，实际上却具有 更深刻的真实性。在海明威的小说中，这种所谓“第二层次”的对话取得了完全的支配地位 。海明威的高明之处在于发现了日常生活中对话的真实结构。我们平时常常与人交谈，但我 们并不知道我们是怎样交谈的。海明威却通过一种简单而又漂亮的形式向我们显示：现实中 的对话总是被日常性所包围、延迟、中断、转移，因而不系统、不逻辑；在第三者听来，它 不易懂，是未说出的东西上面的一层薄薄的表面；它重复、笨拙，由此暴露了人物的特定想 法，并赋予对话以一种特殊的旋律。如果说雨果小说中的对话以其夸张的戏剧性使我们更深 地遗忘了现实中的对话之真相，那么，可以说海明威为我们找回了这个真相，使我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