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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不读书的，至少是不读世界名著的，因为那不太费钱却需要用心。
如果闲暇的时间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工作的时间，那么，我们确实可以认为，一个人的生 活质量将越来越取决于他如何消度闲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书的编者提出教育目标发生 了变化的命题。过去，教育的目标是为职业作准备。现在，教育应该为人们能够有意义地利 用闲暇时间作准备。也就是说，应该使人们有能力在闲暇时间过一种有头脑的生活，而不是 无所用心的生活。在编者看来，阅读名著无疑最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名著之为名著，就因为其作者如同圣伯夫形容苏格拉底和蒙田的那样，是“拥抱所有国家和 所有时代”的，他们的作品触及了某些人类共同感兴趣的重大问题，表达了某些最根本的思 想。正由于此，它们不会是普通人所无法理解的。有了这一点基本的信心，编者便劝告读者 在阅读时尽量把注意力放在读懂的内容上，而不要受阻于不懂的地方。我很赞赏编者的这一 劝告。我相信，越是读伟大的作品，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原则就越是适用。读名 著原是为了获得享受，在享受中自然而然地得到熏陶和教益，而刻意求解的读法往往把享受 破坏无遗，也就消解了在整体上受熏陶的心理氛围。
从前的时代，由于印刷的困难，一个人毕生只能读到不多的几本书，于是反复阅读，终身受 用不尽。现在不同了，出版物如汪洋大海，席卷而来。每月都有许多新书上架，即使浅尝辄 止，仍是目不暇接。印刷业的发达必然导致阅读的浮躁。哪怕明知名著的价值非一般书所可 比拟，也沉不下心来读它们，很容易把它们看做众多书中的一种罢了。回想起来，真是舍本 求末，损失莫大矣。那么，此刻，这套《西方名著入门》摆在面前，唤醒了我对名著的眷恋 ，使我决心回到它们那里。
有人问一位登山运动员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它在那里。”别的山 峰不存在吗？在他眼里，它们的确不存在，他只看见那座最高的山。爱书者也应该有这样的 信念：非最好的书不读。让我们去读最好的书吧，因为它在那里。
19977
“天人合一”与生态学
九十年代以来，国学好像又成了显学。而在国学热中，有一个概念赫然高悬，众望 所归，这便是“天人合一”。在一些人嘴里，它简直是新福音，用它可以解决当今人类所面 临的几乎一切重大难题。其最旗帜鲜明者甚至断言，惟“天人合一”才能拯救人类，舍此别 无出路。按照他们的解释，西方文化的要害在于天人相分乃至对立，由此导致人性异化和生 态危机，殊不知完备的人性理论和生态哲学在中国古已有之，“天人合一”便是，它的威力 足以引导人类重建内心的和外部的和谐。
我的印象是，鼓吹者们一方面大大缩小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儒道佛一锅煮，最后熬剩下了“ 天人合一”这一点儿浓汁，另一方面又大大扩展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使这一点儿浓汁囊 括了一切有益成分，于是有了包治百病的神效。
“天人合一”原是一种儒家学说，把道家的“物我两忘”、禅宗的“见性成佛”硬塞入“天 人合一”的模子里，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即使儒家学说也不能归结为“天人合一”，“天人 合一”仅是儒家在人与宇宙之关系问题上的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关于“天人合一”的含 义，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的归纳最为准确，即一是滥觞于孟子、流布于 宋儒的天人相通思想，二是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思想。其中，后者纯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 前者主张人的心性与宇宙的本质相通，因而人藉内省或良知即可知天道，这基本上属于认识 论的范畴，我们自可对之作学理的探讨，却没有理由无限地扩大其涵义和夸大其价值。事实 上，在西方哲学中也不乏类似的思想，例如柏拉图的回忆说，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可是人 家并没有从中寻找什么新福音，相反倒是挖掘出了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
把“天人合一”解释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进一步解释成一种生态哲学，这已经成为国 学新时髦。最近看到一本书，是美国科学家和学术活动家普里迈克写的《保护生物学概论》 ，译成中文洋洋五十多万字，对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作了系统 的研究和论述。我一面翻看这本书，一面想起某些国人欲靠“天人合一”解救世界生态危机 的雄心，不禁感到啼笑皆非。当然，学有专攻，我们不能要求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精通生态 学，但我们也许有权要求一切学者尊重科学，承认环境保护也是科学，而不要在一种望文生 义的“天人合一”境界中飘飘然自我陶醉。
19978
小说的智慧
孟湄送我这本她翻译的昆德拉的文论《被背叛的遗嘱》，距今快三年了。当时一 读就非常喜欢，只觉得妙论迭出，奇思突起。我折服于昆德拉既是写小说的大手笔，也是写 文论的大手笔。他的文论，不但传达了他独到而一贯的见识，而且也是极显风格的散文。自 那以后，我一直想把读这书的感想整理出来，到今天才算如了愿，写成这篇札记。我不是小 说家，我所写的只是因了昆德拉的启发而对现代小说精神的一种理解。
一 小说在思考
小说曾经被等同于故事，小说家则被等同于讲故事的人。在小说中，小说家通过真实的或虚 构的（经常是半真实半虚构的）故事描绘生活，多半还解说生活，对生活作出一种判断。读者 对于小说的期待往往也是引人入胜的故事，以故事是否吸引人来评定小说的优劣。现在，面 对卡夫卡、乔伊斯这样的现代小说家的作品，期待故事的读者难免困惑甚至失望了，觉得它 们简直不像小说。从前的小说想做什么是清楚的，便是用故事讽喻、劝诫或者替人们解闷， 现代小说想做什么呢？
现代小说在思考。现代一切伟大的小说都不对生活下论断，而仅仅是在思考。
小说的内容永远是生活。每一部小说都描述或者建构了生活的一个片段，一个缩影，一种模 型，以此传达了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对于从前的小说家来说，不管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多么不 同，在每一种理解下，生活都如同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对象摆在面前，小说只需对之进行描 绘、再现、加工、解释就可以了。在传统形而上学崩溃的背景下，以往对生活的一切清晰的 解说都成了问题，生活不再是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对象，而重新成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当现 代哲学陷入意义的迷惘之时，现代小说也发现了认识生活的真相是自己最艰难的使命。
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谈到了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困难。这是一种悖论式的困难。我 们的真实生活是由每一个“现在的具体”组成的，而“现在的具体”几乎是无法认识的，它 一方面极其复杂，包含着无数事件、感觉、思绪，如同原子一样不可穷尽，另一方面又稍纵 即逝，当我们试图认识它时，它已经成为过去。也许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通过及时的回忆 来挽救那刚刚消逝的“现在”。但是，回忆也只是遗忘的一种形式，既然“现在的具体”在 进行时未被我们认识，在回忆中呈现的就更不是当时的那个具体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只能依靠回忆，因为它是我们的惟一手段。回忆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整理 和加工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逻辑、观念、趣味、眼光都参与进来了。如此获得的结果决非 那个我们企图重建的“现在的具体”，而只能是一种抽象。例如，当我们试图重建某一情境 中的一场对话时，它几乎必然要被抽象化：对话被缩减为条理清晰的概述，情境只剩下若干 已知的条件。问题不在于记忆力，再好的记忆力也无法复原从未进入意识的东西。这种情形 使得我们的真实生活成了“世上最不为人知的事物”，“人们死去却不知道曾经生活过什么 “。
我走在冬日的街道上。沿街栽着一排树，树叶已经凋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不时有行人 迎面走来，和我擦身而过。我想到此刻在世界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许多人在匆匆走着，走过 各自生命的日子，走向各自的死亡。人们匆忙地生活着，而匆忙也只是单调的一种形式。匆 忙使人们无暇注视自己的生活，单调则使人们失去了注视的兴趣。就算我是一个诗人，作家 ，学者，又怎么样呢？当我从事着精神的劳作时，我何尝在注视自己的生活，只是在注视自 己的意象、题材、观念罢了。我思考着生活的意义，因为抓住了某几个关键字眼而自以为对 意义有所领悟，就在这同时，我的每日每时的真实生活却从我手边不留痕迹地流失了。
好吧，让我停止一切劳作，包括精神的劳作，全神贯注于我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现在的具体 “。可是，当我试图这么做时，我发现所有这些”现在的具体“不再属于我了。我与人交谈 ，密切注视着谈话的进行，立刻发现自己已经退出了谈话，仿佛是另一个虚假的我在与人进 行一场虚假的谈话。我陷入了某种微妙的心境，于是警觉地返身内视，却发现我的警觉使这 微妙的心境不翼而飞了。
一个至死不知道自己曾经生活过什么的人，我们可以说他等于没有生活过。一个时刻注视自 己在生活着什么的人，他实际上站到了生活的外边。人究竟怎样才算生活过？
二 小说与哲学相靠近
如何找回失去的”现在“，这是现代小说家所关心的问题。”现在“的流失不是量上的，而 是质上的。因此，靠在数量上自然主义地堆积生活细节是无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