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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吕的警督是东山分局副局长兼刑警队队长，他负责向我介绍情况。原来，五天前，在学校就读的二年级学生康小宝的家长接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要他们两天内把五万元存进一个银行户口，否则就对他的儿子康小宝下手。
康伟夫妇收到信后很害怕，一边筹款一边加强保护儿子。结果三天后，也就是前天下午，康伟的儿子失踪了。失踪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昨天，他们收到歹徒的第二封信，信中说由于他们夫妇晚了一天交钱，他们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康小宝了……
“这对夫妇很可怜，康小宝是他们的独子。”吕副局长说，不过又补充了一句，“有什么办法？他们不相信公安，如果及时报案，也许可以避免悲剧发生。现在他们只能每天到这里来哭诉……”
“到这里来哭诉？”我问，向周围打量了一下，果然看到康伟扶着那位伤心过度的妇人蜷缩在学校大门内侧的墙角边，两人显然都哭干了眼泪，门外的家长满脸惊恐地看着他们。
我向吕副局长点点头，独自走向康伟。他们夫妇抬起头，康伟看到是我，含泪打了个招呼，他的妻子则又哭了起来。这时我听到从铁门外传来的家长的议论声：
“可怜的人……”
“这些畜生，为了五万块钱就绑架、杀人……”
“也是的，就五万元钱，何苦呢，不如给他们——”
“你说得好听，人家是农民工，五万块钱容易吗？”
……
康伟显然也听到了家长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他突然站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大塑料袋在手里挥舞着，冲大门外黑压压的家长狂叫起来：“我求求你们，还我的儿子，我筹到钱啦，这是五万块钱，你们还我的儿子呀……”
康伟的声音低沉沙哑，配合那妇人的突然提高的尖叫声，响彻了整个学校的上空，凄厉异常，我再次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时康伟挥舞着的塑料袋散开来，一捆捆百元钞票掉到了地上，家长们发出了一声声惊呼，两位警察见状，跑了过来，收起了地上的五捆钞票。
我过去扶住康伟，让他慢慢安静下来。我又从他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大同小异。只是他向我详细讲了两封勒索信的内容。我走到吕副局长那里，要求看那两封歹徒写的敲诈勒索信。结果发现和康伟说的一字不差。第一封信写的是：
“康伟夫妇，我们知道你们的一切情况，但你对我们一无所知。我们限你在两天内，把五万元现金存进以下的银行户口里面，如果不存，或者你们愚蠢到报警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独子康小宝总有一天会出事，也许一个星期内出事，也许一个月内，或者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总有一天，你们会失去儿子。要想保证他平安无事地长大成人，你们必须在两天内交这五万元的保险费！”
第二封信，就是康小宝失踪后收到的信比较简单：“康伟，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本来我们可以过几年等你的孩子长大一点再下手，让他多吃几年的饭。但算了，你永远见不到你的独生儿子了，不过，你可以留着你的五万块钱！”
看完两封信，一股寒气从心底升起。隐隐约约之中，我感觉到自己卷入到一起高智商的犯罪之中。
我把目光转向地上几近崩溃的康伟夫妇，我向警察提议由我送他们回家，警察点点头。康伟夫妇却不愿意离开，他们还期盼在学校门口突然见到活蹦乱跳的康小宝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两位警察走过来，低声向我解释，已经两天了，这夫妇两人都不愿意离开，警察也没有办法，都快要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了，其他的家长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吕副局长指了指此时被堵得水泄不通的马路，无奈地摇摇头。
我也在地上坐下来，和康伟慢慢聊天，借以安慰他，又向他解释了当前的情形……一直到中午，康伟才答应让我送他回家，但他还是坚持妻子留在学校，继续在这里帮忙。我问帮什么忙，他这才告诉我，原来他的妻子一直在东山小学做杂工，有时负责登记，有时打扫卫生。康伟说：“我们交了学费，就没有钱交其他的杂费，我妻子就来打工，校长特许的，她不要工钱，但学校免除我们小宝的杂费。”
我怀疑那伤心欲绝的妇人是否还可以继续工作，我看了看她。这时她站起来，擦干眼泪，表示为了等儿子回来，她会在这里坚持下去，她不想小宝回来时看不到妈妈……说着说着，她又哭了。我很感动，决定先送康伟回家。
离康伟的“家”越近，我的心情也越沉重，我来到城市的边缘，也走进了现代文明的边缘——康伟住在民工集中的新市区，他的“家”就是一个简易的工棚。这工棚显然也有时日了，四面都有破洞。当我进到里面时，被一阵难闻的味道呛住了，举目四望，房间里除了从垃圾堆捡回的垃圾外，没有一件可以称为家具和用品的东西。
“警察来过两次了，他们要了小宝的照片……”康伟说起儿子，眼圈又红了。
我心里一阵迷茫，随即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什么样丧尽天良的人会勒索这种一贫如洗的家庭，又来绑架这样的苦孩子呢？
康伟注意到我脸上的愤怒，轻声说：“为了让儿子将来不再过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我们两口子倾家荡产也要供他读最好的学校，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歹徒就以为我们有钱……”
“有钱？”我重复了一句，“送孩子上东山小学要很多钱吗？”
“二十万。”
“什么？要二十万？！”我吃惊不小，“不可能，我朋友的儿子也在那里读书，他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你朋友？”康伟脸上露出了一种蔑视和不平的表情，让我微微吃惊。“他们都是城市人，只要打通关节，交一万元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干部，根本不用交任何钱。只有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如果不交二十万的赞助费，根本没有办法上东山小学。”
原来是这样，可是二十万还是太离谱，虽然我知道东山小学是广海市最优秀的小学。不过想想也难怪，从每次接送黎小明时观察到的，所有家长中也只有康伟是民工。看看他们现在的居住条件，就知道这对夫妻为孩子做了多大的牺牲。我心里感到一阵阵疼痛。
康伟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他开始断断续续解释他们夫妇是如何筹集到二十万元赞助费的。他们出来打工十几年了，除了逢年过节给家乡老人寄一些钱，他们一直省吃俭用，康伟除了打零工外，还趁天黑到外面拾垃圾，他的老婆除了在学校打不拿钱的工外，晚上回来后还替其他民工缝补衣服，有时也去市场卖盗版的DVD。
“我的儿子也去赚钱，我们对不起他，可是也只有这样才能筹集到钱呀……”
“你的儿子？他不是才六岁，还是七岁？”
“他四岁时就去工作了——我们没有办法，他是在一家叫‘伴童’娱乐公司上班。”
……
离开康伟的家时，我决定明天进行必要的调查，我认为，歹徒很可能知道康伟为儿子交了二十万赞助费，以为他很有钱，所以勒索他。如果我的这一推测是对的，那么我就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调查了。
八
第二天一早，我被“天上人间”老板娘的电话吵醒，她一阵机关枪似的数落，问我为什么昨天不去培训小姐，还说五朵金花怨气很大，要闹翻天了。我支支吾吾，告诉她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才能过去。
“哎呀，你让她们每天早上九点就爬起来集训，你又不来，让她们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我不耐烦地喊道，“没有事干就让她们反复练习唱熟‘八荣八耻’歌，然后你去给她们每人买一份《人民日报》，让她们从头到尾读一遍，好好体会一下《人民日报》的‘语境’，看看人家是怎么‘言说’的，注意人家又是如何处理‘话语’的……”
“语境、言说、话语——我怎么听着好别扭。”
“你当然觉得别扭，这是精英们常用的。她们即将去陪伴精英，不熟悉怎么行！如果《人民日报》也看完了，我还没有回来，就让他们背诵我给她们挑选的余秋雨的几篇散文，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
又交代了几句，没有等老板娘再罗唆，我就挂断了电话，今天我有太多事要做，我必须抓紧时间。
把黎小明送到学校后，我直接找到东山小学的校长，校长原来是一位大学教授，退休后受聘到这里任校长。六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一副学者模样。校长对康伟的遭遇长吁短叹一番。在我质疑二十万的赞助费是否太离谱后，他摇摇头说：“不错，是离谱，但东山小学本来就是政府机关小学，就算住在附近的本市居民的子女也不容易进来，更不用说是一位没有城市户口的民工子弟。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只有康伟这个家长是农民工。”
“是因为他们能够交二十万赞助费吗？”我问。
“不全是，因为能够交二十万赞助费的非本市户口的居民有不少。”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为什么你们就收了康伟的钱？”
“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是不收的，别说二十万，就是三十万，我们也不能开这个头，教育局不会同意，政府部门也有人会不高兴，如果有钱人都交钱进入东山小学，那政府官员的孩子到哪里读书？康小宝能够进入东山小学实在是天时地利。他父母到学校来找我，一次不行就来两次，他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不但让我印象深刻，也让其他的老师感动。”
“就餐这么简单？”我盯着老校长问。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杨先生，你知道前段时间，本市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上闹得纷纷扬扬，网民们对于民工子弟无学校可上义愤填膺。在这种环境下，市教育局也松了口，让我们适当招收几位农民工子弟进入学校——这不，我就乘机把康伟的儿子收了进来。”
“收了他二十万？”我问。
“钱还是要收的，就算公务员的孩子，也是要交几千到一万元的赞助费，何况是没有户口的民工，再说，康伟夫妇早有准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