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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完我的陈述，并看了看我腿部受伤的部位。
这时门外进来一位中年男子，青年人称他为科长，并向他作了汇报，二人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到师部卫生所进行检查，而后再作结论。科长走后，年青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我，上面写着：
卫生所所长：
给郭瑜同志右腿伤势作一检查，请将诊断结果转告我们。
劳资科徐
1964年5月22日
此时，我才知道接待我的这位同志姓徐，是劳资科的人事干事。
徐同志将便签给我后，让我到师部后院卫生所去作检查。
我手持纸条离开办公室，沿着楼后的林荫小道向后院家属区走去。经过询问才来到师部卫生所。实际上卫生所就在八师大院北端后门的西侧，设在一栋约三十米长，十几米宽，用土块建成的土房里。此房看上去颇有些年头，可能是五十年代兵团初期的产物。
在它西头紧靠山墙搭建的一间土房，便是卫生所的办公室。只见里面坐着一位年过五十，秃顶光头，大腹便便的老汉，他就是我要找的卫生所所长了。我将徐干事开的条子交给他，老汉戴上花镜看了条子又看了我的腿，才拿出一张单子开始填写，准备对我的右腿受伤部位进行“X”光拍片。
我拿着单子交完费，然后走进光线很暗的“X”光室，一位叫杨澄的青年医生操机，灯光闪动，“咔咔”作响，将我的右腿一会正拍，一会侧拍，最后告诉我明天上午来拿结果。
拍完片后，我返回办公楼向徐干事作了回报，他让我明天上午再来。并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昨天晚上宿在老街“大众旅社”。
他告诉我师部对面有八师招待所，可以住宿，以便就近办事。
我走出师部大院，穿过水泥马路来到“八师招待所”，进了楼门在值班室窗口付了三天的住宿（每天八角），包伙（一日三餐壹元伍角）的费用。于是我就在此安顿下来，等待师部对我问题的处理。
一天两元三角的食宿开支，当时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它几乎是我一天工资的双倍。
但是为了澄清问题，明辨是非，在这关键时候就必须付出非常的代价——其中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损失！
次日清晨，吃过早饭，我便由招待所来到师部门前，两个卫兵似乎已经认识了我，没有阻拦就走了进去。
我直接去师部卫生所，找杨澄同志询问“X”光拍片结果。
到了卫生所，杨医生正坐在荧光屏前观察我的片子，见我到来便说，为了确保无误，他准备下午骑自行车将片子送到石河子“兵团二医院”，找该院的“X”光医师共同商讨，然后再作出一个准确结果。
他让我明天上午再来，也只好如此。
第二天，我又去了卫生所，杨医生已在工作室等我，见我来了，便马上写出报告单：
外伤造成右腿肢骨下部骨质增生，长一软骨瘤高2。5CM，长3。2CM。
杨澄
1964年5月24日
我拿着检查结果来到所长办公室，将报告单交给所长，老所长反复看了两遍，然后在报告单的最后一栏“领导意见”里，签上了他的意见：
不适合参加重体力劳动。
并加盖了师部卫生所的公章。
拿上“报告单”临走时，我问所长应当怎么治疗？他说只有等以后手术切除了。
回到劳资科，我将卫生所的“报告单”交给徐干事，他看了看二话没说就给我开了“调令”，通知一四三团劳资股将我的工作关系、户粮关系一并开回师部，再作安排。
我拿上“调令”告别了徐干事，回到八师招待所吃了午饭，我决定立即赶到一四三团团部去办手续，唯恐夜长梦多，中间有变。
徒步来到老街汽车站还不到下午两点，此时站里车少人稀，要去一四三团必须等到明天早上的班车。
我从车站里出来，大失所望。但又想试着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搭上一辆便车？我走到老街与乌伊公路的交叉路口，站在路旁焦急地张望，不断地招手，然而东来西去的汽车都是一闪而过，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看来今晚我又将歇脚“大众旅社”了。
突然从背后传来了小汽车“嘀嘀嘀……”叫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辆乳白色的苏制“华沙”卧车，从农八师大院方向开来，车里只有两人，他们为走捷径而经过老街，看样子必定是要向西去的，不然它决不会走此路线。
我向后让了两步，当车子距我还有七八米远的时候，我竟然下意识地举起了右手，向驾驶员示意请其停车。小车子打我面前过去，又行驶了三五米，居然停了下来，由窗里探出个脑袋问我：
“小伙子干什么？”
“想搭个便车？”
“你到哪里去？”
“回一四三团。”
那上车吧。
我喜出望外，打开后面的车门钻进小车，随即车子启动驶上乌伊公路。然而，刚才让我上车的并不是司机，而是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身穿旧军装，两鬓发白的老者，看样子像个资历颇深的老干部。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只听见车轮与柏油路面“唰唰唰……”的磨擦声，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奔跑着，公路两旁的榆树、柳树、杨树一闪而过……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这么高级的轿车，据说这种小车只有“兵团”首长才给配备使用。
石河子距一四三团仅有十五六公里，眨眼之间车子就跑到了一四三团。我以为车子还要西行，准备在此下车，没想到它竟然下了乌伊公路，向北沿着一条土路直奔一四三团团部。
小车来到团部，在一个大礼堂前面的地坪上停了下来，老同志下车朝礼堂大门走去。
我从车上下来，向司机道谢准备离去。
没想到这位三十多岁的驾驶员，竟然冲我说出几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
“好家伙，你胆子也够大的，连参谋长的车也敢挡”。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长？当时只想搭个便车。”
“他就是兵团王副参谋长，来这里开会的。”
事已至此，我也很无奈。只好向这位司机师傅笑着说：“谢谢你，将我拉到一四三团。”
说罢我转身向团部劳资股走去。
团部机关科室在招待所东面的一栋平房里，我来到劳资股办公室，将师部劳资科开的“工作调令”交给了一位男子，他看了看没说什么，立即给我们连里写了一张“通知”，让连里给我开出工作关系、户粮关系。并对我说还要到分场（营）去签字，然后回到团部再换调动手续。
从上到下，由下到上，来回反复多次，才能调出一四三团。这时我方知道一个人调动工作，手续竟是这么的复杂。
我拿上劳资股的“通知”离开团部，又回到乌伊公路。这时刚刚下午三点（新疆时间），距天黑还有五六个小时，如果我能再找上个便车，今天我就可以赶回到连里。于是我又在公路旁一个饭铺门前游荡起来。
在此等了半个多小时，去沙湾县的车一辆都没有，唯有一辆到奎屯的货车司机愿意拉我。不如先到三道河子叉路口下来再说，剩下的二十多公里路就是步行，到天黑我也能走回连里。
于是我只好乘货车，用了半个多小时就来到了叉路口。下车后开始步行，顺着一条水泥大渠，在土路上向我们连走去。
开始还信心十足，脚步轻松，速度较快，可是走了不到十公里，速度就渐渐慢了下来。我只感到口干舌燥，浑身冒汗，两腿发酸，尤其是受伤的右腿开始疼痛，再走下去速度只会更慢，看来天黑之前要想赶到连队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上，夜幕降临后我又将到哪里安身？我开始紧张起来，这才体会到新疆的路原来不是用脚可以走的，动辄不是几十公里，就是上百公里不见人烟，平坦、空旷，地平线老是在远处闪烁，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难怪新疆少数民族外出多是骑马，或骑骆驼。
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的莽撞、轻率，竟敢一个人在这戈壁大漠上用双足丈量地球。此时我是多么的无奈，简直就像一只在漫无边际的沙地上爬行的蚂蚁。
我已经走不动了，到渠边洗了洗脸，喝了几口水，上来坐在路边的沙堆上休息一会儿，准备再走。
这时从西面的土路上传来了拖拉机的轰鸣声，一辆小四轮带着拖斗，屁股冒着黑烟，向我这边奔来。
我如同遇见了救星，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赶快站在路边向车子招手。
一位三十多岁的汉族男子在驾驶机车，后面拖斗里坐着几位民族同志。车子到我跟前时并没有减速，轰然而过。我转身边追边喊但还是目送着拖拉机向东跑去，看样子它不会拉我了，我气得几乎昏了过去。
突然间，拖拉机在我前面三四十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车上的人喊叫着向我招手。我朝他们飞跑过去。
我跑到拖拉机跟前已是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连爬上车子的力气也没有了，还是车上的两位民族同志连拉带拽地将我拖了上去。
到了车上，我将兜里的一包纸烟拿出来让他们抽，表示谢意。
车子继续开动，路面上又扬起了一阵沙尘。
司机告诉我，这车子刚才到我跟前时没能一下煞住车，竟然又跑出几十米。他说他是苏北人，五十年代初由老家移民来到新疆，在沙湾县老乡某公社落户，一干就是十余年。今天上午，拉着几位村民给三道河子饭铺去送鸡蛋，因为车子出了点毛病，所以耽误到下午赶回来。
听后，我暗自庆幸运气，否则，今天徒步走到天黑也回不到连里。
拖拉机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摇摇晃晃地又跑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来到公路管理站。
我要在此下车，老乡们也要从一个路口向南返回他们的村子。
我由管理站向北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翻过大沟我才疲惫不堪地回到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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