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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站的东边不远处，有一排白色的棉帐蓬，门前打有一口自流井，那可能就是我们连队伙房用毛驴车常来拉水的石油勘探队了。
那排砖房大部分作为管理站的办公室，只有西头的两间开着一家小商店和一个仅有一人值班的邮电所。张虎在商店买了牙刷、牙膏，我在邮电所买了两个信封和两张八分钱的邮票，然后我们在此闲逛起来。
当转身来到后面一个用土块盖的两间低矮而又简陋的清真饭铺门前时，嘈杂、喧嚣和一股油烟的气浪扑面而来。这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土屋被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小伙房，外间摆着几张干裂陈旧的破桌子和几条坐上去“嘎吱”作响的长板凳，但早已被一些吃饭的人坐满，我和张虎只好先付钱和粮票将票开了，站在一边等待座位。
没想到就这么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管理站，仅有一个小商店，一个邮电所和一家门面不大的小饭铺，竟然成了维、哈、蒙、回的民族老乡和我们农场连队职工放假休息前来光顾的好地方，在我们心目中它比内地的繁华都市都重要。
这个饭铺不卖炒菜，也不卖面食，只卖一种用胡萝卜、皮芽子（洋葱）、羊肉（带骨）加上调料和大米一起烧闷的米饭，新疆人把它叫做“抓饭”。
有了座位，我和张虎连忙交票就坐，白帽同志从里间伙房的一口大锅里，盛来了满满两碗上面盖有两三块羊排的抓饭，热气腾腾，香气扑鼻。
我们二人已是饥肠辘辘，抓起羊排撕啃，拿起筷子扒饭，不到三五分钟便把价值五角，交二百克粮票的一大碗抓饭扫荡了过半。
前面在这里吃饭的牧民、司机早已离去，我们也准备吃完饭返回连队。就在这时，门外进来一个大汉，一手拿着瓶“五五”大曲，一手拿着包油炸大豆，定眼一看原来竟是我们连的“姜胖子”。走过来他说他和连里几个农工刚从老沙湾县城逛完“巴扎”回来，路过此处进来准备吃点饭（后来我也跟着他们去过一次老沙湾县城）。
他要了一碗抓饭，抓出一把油炸大豆，打开“五五”大曲倒了半碗酒，坐下与我们一同吃了起来。
我们下放到这里二十多天，这还是第一次出来。平时消息闭塞，对外界一无所知，姜“组长”六零年自然灾害时期就由山东老家跑到新疆闯荡了，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刚刚又从沙湾县城回来，想必一定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我急忙问他：
“姜大哥！你到沙湾县城听到一些新闻没有？”
“有，有……有。”他剥了一颗大豆填到嘴里嚼着说。
他说他们上午十点多钟，到了县城就开始逛了起来。大街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们开会游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巴扎”上卖吃的、卖穿的、卖用的东西多的是，要比六零年自然灾害时期多到哪里去了。他边吃边喝闹得满头是汗，胖脸通红，两个小眼眯成了一条缝。他还把酒碗推过来让我们也喝，因为我们不胜酒力，仅仅抿上两口。
接着他说，在沙湾县城“巴扎”上还碰见了被下放到距团部较近三分场的宫瓦匠（同为收容所的难友）。宫说此次联合加工厂一共下放到一四三团的有三十多人，其中收容所来的“盲流”就有二十多个，除了少数几个人被分到离团部近些的二分场、三分场之外，其余的十几个人全被下放到了六分场这个既偏远又荒凉的新建连队。
姜组长越说越生气，端起酒碗又猛地喝了两口，然后不平地说：“这次下放多是厂里认为有问题的人员，实际上并非全是这样。譬如我老姜也是贫下中农，原先在老家还当过生产队的小队长。六零年饥荒时，为了找工作丢下老婆孩子跑到新疆，南北疆地闯荡了两三年，还是没有一个着落，最后成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盲流”，无奈之下自己走进了收容所。后来到加工厂卸车、扛包、当搬运工，没想到卖苦力人家都不要，还把你下放到这片荒芜人烟，连兔子都不拉屎的鬼地方。要早知道是这样，我还来新疆干什么？他娘的！营（人）倒了霉，就是称二斤盐也会生蛆。”说完他把碗里所剩的酒一饮而尽，然后趴在桌上就一动也不动了。
我看着姜组长那样伤心狼狈的模样，感到有些吃惊！平时他那为人圆滑，老想“进步”，见了领导总是一副溜须拍马、笑脸相迎的样子。而现在却又牢骚满腹，怨气冲天，真可谓酒后吐真言！
这时我才明白，本次下放原来是带有一种政治色彩的，似乎把我们这些人划入了“四不清”人员。“盲流”这个词伴随着我们成了永远摆脱不了的阴影……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姜“胖子”架出饭铺，沿着去农场连队的小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块头高大，体重有八九十公斤的姜组长，喝醉了酒像猪一样的沉，架着他累得我们满头是汗，路上歇了几次，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连里，此时已是掌灯时分。
第二天继续休息，大家没事凑到一起，有的打扑克，有的下橡棋，我在一旁看书。下午显得更加无聊，我便离开宿舍毫无目的地朝着沟边走去。
我们被下放到这里一个月了，还不知道这条大沟里面是个什么样子？出于好奇，我从北坡下到沟底，由西向东像个幽灵一样地闲逛起来。
这条十几米深、三四十米宽的大沟，南岸陡峭，北边较缓，在沟底可以看出过去山洪曾经冲击的痕迹，低凹处散落着卵石、白骨、朽木和一些沉积物。几只乌鸦从我头顶飞过，落在前面沟坡上的荒冢上，发出凄历令人生厌的聒噪声，我有些心慌，后悔不该一个人冒然进来，但又想在此看个究竟，于是就向东面走去。
幸亏此时已进入五月，气候开始转暖，沟底有的地方已长出了奶子草、野薄荷，几堆碱草、芨芨草也长出了嫩芽，蒲公英高举着金色的黄花在风中不停地摆动，沟壁上有的地方还长着一小丛一小丛的红柳和梭梭柴，给这条沟壑带来了几分春天的气息。
当我在沟底逰性正浓的时候，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了几声狗叫，随即从远处窜出了一只黑白相间的大花狗，凶猛地向我奔来，顿时我非常紧张，不知如何对付。为了自卫我本能地弯腰从地上捡起两块卵石，准备与恶狗进行一场搏斗。突然东边传来：“黑子！给哦（我）回来。”的吼声。向我扑来的恶犬立刻停了下来，竟然转身摇着尾巴朝着它的主人跑去。
这场突如其来的人犬大战也就被避免，但已让我为之惊恐，出了一身冷汗。当时，一个酱紫色的脸上布满皱纹，年过五十的老汉，骑着一头灰色毛驴，手扬鞭子赶着羊群向我走来，冲我问道：
“喂！你娃是哪里的？”说完他翻身下驴。
“我是西边沟北新建连队的农工。”
“噢，原来是六分场的。”
看来他对这里的情况比我知道的还多。
我问他是哪里的，他说他是三道河子东边红旗公社的。让我吃惊的是老乡公社距离我们这里十几公里，放羊怎么能跑这么远？我疑惑地问他：
“你跑这么远来放羊？”
“放羊哪有个固定地方，哪里有草就到哪里放，哦（我）看你娃是刚来的吧？”老汉对我上下打量一番说。
“我从石河子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月。”我如实地告诉他。
“看你就不像个放羊娃！”
“听口音您是陕西人？”我问他。
他说他姓李、陕北陇县人，解放前逃荒来到新疆，现在只有老伴和他两人，以给生产队放羊为生。
老汉中等个子，人比较消瘦，但声音宏亮，精神饱满，动作利索，性格直爽，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多年在大西北饱经风霜的放牧好手。
我与他说话时，两眼还不停地扫着他身后花狗，唯恐它狗性再次发作。
老汉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
“你娃放心吧，有我在这里不会让它去咬人。”
我说：“它对你是摇头摆尾，十分温顺，但刚才对我却是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还是让它离我远点为妙。”
于是老汉在狗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黑子，看羊去！”羊犬便拖着尾巴无精打采地向羊群走去。
在返回连队的途中，我问他这条大沟始于何处，通向何方，又有多长？他说沟始于南山，延伸几十公里，过去没修水泥大渠时，南山夏天融化的雪水就是从这条大沟流向东边的玛纳斯河，最后注入沙漠中的玛纳斯湖。然而水渠修好后，水流改道，以后这里就变成了干枯的土沟，但沟里还是要比戈壁大漠上的牧草多一些。每年春天暖和之后，整个夏季，乃至秋末，半年多的时间，除了下雨和沙尘暴之外，几乎每天早晨天还不太亮，他就装上点干粮和水，牵着毛驴，带着牧羊犬，赶着生产队的羊群走出村庄，由西向东沿着大沟到野外去放牧。而老伴就在家养鸡、种菜、做饭收拾家务。
到了下午，等羊吃饱后，又要由东向西赶着羊群，顺着大沟原路返回，让羊在沟底再吃点青草，旁晚便将羊群赶回生产队，每天放牧往返到少要走三四十公里的路程。甚至入冬下雪之后，还要赶着羊群到村外的雪地里，让羊啃食点干草，以此解决生产队草料的不足。
听到这里，我被李老汉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常年为生产队放羊所感动，没想到放羊这活儿还这么苦，可是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尤其是寒冬腊月，坐在宾馆酒楼里喝着美酒，吃着烤羊肉、涮羊肉的贵客们是否会想到牧羊人的艰辛？
我敬佩老汉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为他一个人长期在野外放牧的安全感到担心，禁不住地问道：
“大叔，你一人在外面放羊不危险吗？碰到狼怎么办？”
他哈哈大笑地对我说：“你娃太年轻了，看样子是没经验过多少世道吧！”
接着，他说他打小就放羊自由惯了，不愿受人约束，在外放羊一切都由自己安排，目的是图个自由自在。比如今天，哦（我）在蓝天下，荒野上骑头毛驴，赶着上百只绵羊在戈壁沙滩上放牧，游游荡荡，无忧无虑，还有忠心不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