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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容的人们虽然不像北院“看守所”犯人那样，限制人身自由严加管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在这里也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管教纪律，有事报告，不能随便出门。人们活动的范围被限制在大门紧锁的院中，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
夜幕降临，收容所的铁门紧闭，门头上一只灯泡闪出腥红的微弱亮光，整个大院除此之外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寂静。
人们各自躺在被安排的屋子里，即使里面再闷热，也不能到外面随便走动。
同屋的人都早已入睡，尤其外号叫“胖子”，心宽体胖的姜组长鼾声如雷，睡得更沉……
我此时心情颓丧地躺在仅与“看守所”一墙之隔的“收容所”北屋，第九号宿舍的地铺上，苦闷惆怅使我在这个被“收容”的第一个夜晚难以入眠，更不知道被“收容”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的变幻？
下午刚进来时就听人说，这里是收容遣送站，每等上十天半月在社会上收容一些闲杂人员后，经过盘查讯问，若无问题者，只有少数几个人能被石河子地区需用劳力的单位招用，其余大部分人员都会被遣送回原籍，交给当地政府处理。
而我的户口由安徽亳县迁移西安不能落户，迁移证明过期作废，致使我无处存身四处漂泊，流浪西北五省半年有余。实际上我已成了一个既无户口又无口粮供应的“名亡实存”的人。现在被收容到这里，不知他们又将对我如何处置？如果把我遣送原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原籍”究竟应该在哪里？
——我生于忧患，长于战乱。抗战期间生于南阳，次年随家人迁居重庆，在渝生活五年，抗战胜利后随家人返回江东。内战时，1948年夏与母亲作为军人家眷从北平撤离到上海，当年秋季又由沪撤到福州。1949年春，从福州过海峡到达台湾。后来由台湾去舟山定海，在定海生活一年后返回大陆。经上海、南京回到母亲的故乡皖北亳县。两年后，不幸母亲病故，我成为孤儿，遇天灾人祸倍遭磨难。后来户口迁往西安不予落户，生活无着。为了活命怀揣户口铤而走险“走西口”，茫然漂泊流浪大西北。如今被新疆石河子“收容所”收容不知将是个什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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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走进收容所 体验人生关（三）
更新时间2011…7…30 22：00：10 字数：5860
第三节
第二天清晨，我们屋里起来最早的要数头天晚上最先睡觉，而且打呼不断鼾声如雷的姜组长。在别人起来时他已将洗脸、拉屎、尿尿等事都已办完，这是他进“收容所”时间长总结出来的一套生活经验。他说他先起来有许多好处，一是刷牙洗脸不用挤，二是上厕所不要排队，可以从容处之。
没过两天，我就感到他讲的话的确不是虚言。
“收容所”与“看守所”（监狱）毗邻，座落在石河子市南郊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大院里南北各有一排土房，共有二、三十间房子，平时收容着近百人，来自天南地北，不分男女老少的“盲流”。有时在春夏两季这里更是人满为患，大院里收容着近两百来人等待审查，在此吃住。
南屋最东边有两大间女子宿舍，住着二十多个来自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年龄大小不等的女“盲流”。北屋除去东边两间留作男女厕所之用，余下的二十来间土屋都被男“盲流”住满。
从早晨人们就开始忙乱，因为人多不仅为洗脸、喝水、吃饭等事争抢拥挤，就连大、小便也要排队。
一间不大的土屋作为近百男人的厕所，地上的茅坑屎堆如山，放在墙角的一个木桶作为尿桶，尿满四溢，混着地面上的粪便，由屋里直流到门外，蛹蛆成堆苍蝇扑面，骚味刺鼻，臭气熏天。
早上人们经过一阵忙乱后，就是午饭和晚饭时又会出现一片嘈杂混乱。为吃饭而纷争，足以说明“民以食为天”。这些来自天南地北，南腔北调的“盲流”，他们视早晨的一块发糕，一碗糊糊，中午和晚上的一块发糕，一碗菜汤是何等的重要。
除了在此享用每日三餐外，这些人多是无事可做，懒懒散散。由于时值酷夏，天气炎热，在这个没有一棵树的大院里，几乎再没有人走动。他们大都躲在自己的屋里，有的吹牛拉呱，有的讲着男欢女爱，有的介绍自己偷鸡摸狗、赌博的事，还有三个一伙，五个一堆地在玩牌。一有机会还对南屋女宿舍里的河南“大辫”、四川“短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们九号房敞开着门，凭借处边的亮光，姜组长、周俊鸿和一个三十多岁脸上长了一撮毛的姓孙的男子，及一个河南人，坐在地铺上打扑克，他们有时在为输赢争吵。
我无心参加玩牌，从提包里拿出一本《宋诗一百首》躺在地铺上翻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借此消磨时间。
这样在“收容所”里既无聊又无奈地一连混了三天，可谓是度日如年。我真不知道与我们仅有一墙之隔的“看守所”里的劳改犯，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虽然这是在我一生中与监狱最近——仅一步之遥的距离，但我始终对它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收容所”是作为国家机器的专政工具的辅助设施，是帮助专政机关规范社会秩序的工具。
当年我因辍学，作为一个无知的少年流浪到新疆，曾经在北疆准葛尔盆地的边缘，石河子南郊戈壁上的“收容所”里生活的那段时光，到今虽已过去四十余年，仍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些抹不去印象。
在那荒凉的戈壁滩上，孤零零地裸露着一座既像古堡又像庄园的“收容所”，它与北面的“看守所”为邻，二者实际是连在一体的，仅有一道隔墙，但各有院子与大门。远远看去它们似乎一对孪生的连体兄弟。只不过北院所关的是常戴脚镣手铐的罪犯，他们是定性定案的阶级敌人，属于敌我矛盾，是人民专政的对象。
而南院所关的却是些暂时身份不明，政治面貌不清的“盲流”，即从社会上收容进来的一部分无业闲杂人员。一时无法定性，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公安机关对我们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
一座土围子似的“收容所”，它也像北面的“看守所”一样，矮屋高墙，铁栏杆门二十四小时紧锁。房顶便是连通墙角岗楼的巡视通道，荷枪实弹的值班狱警，不分昼夜地在上面巡逻警戒。他们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对北面监狱囚犯的监视，但在上面走动时，也总是不会忘记对我们的“关照”。
这座东西长百米，南北三、四十米宽、低屋高墙的“收容所”大院，恰似一个巨型的“火柴盒”。来自天南地北的上百个“盲流”被关在这天山脚下干燥炎热的戈壁滩上。虽然每日三餐，但僧多粥少严格限制定量，有时连开水供给都有点紧张。“收容所”每天除食堂炊事员进来送水、送饭和院里清理厕所向外运屎倒尿时才打开几次大门，此种封闭的状态似乎又和北面的“看守所”差不多。
人若像野生动物一样被关在一间房里或某个院子里，失去自由尽管给吃给喝，时间长了也会神经失常，发木发呆。我进“收容所”待了四天就有一种坐立不安、惆怅彷徨、令人苦闷的感觉。只有当你失去人身自由的时候，才会产生一种对自由的渴望！
下午四点，姜组长被“收容所”值班室的人叫去，一会儿回来，便通知周俊鸿和我，跟他一起去“看守所的菜地里劳动拔草。
此种“殊荣”在“看守所”和“收容所”里是十分难得的。
因为周俊鸿与姜组长是老乡都是山东人，所以他把周叫上，而我和周又是同时进入“收容所”的难友，也就把我给捎带上了。
我们组抽了三人，其它组有抽两、三人的，也有抽四、五人的。共计抽了二十个男“盲流”，集中到院里站好队，由食堂的炊事班长点名后，发出口令：“立正——向右转——齐步走！”他带着我们走出“收容所”的大门。经过“看守所”大门，绕过院子的西北角，踏上一条两边长着荆棘杂草的小道，朝着东边的菜地走去。
多日被关在“收容所”大院里的人们，平时行动常受管束，活动范围也仅限在大院里，一旦有机会出来劳动，这是多数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年近五十岁的炊事班长带着我们走在最前面，他的身后紧跟着我们二十来人的“盲流”队伍。
我们像出笼的鸟儿一样，重新又回到了阔别多日的大自然中，心情异常激动，顿时感到空气是那么新鲜，阳光是那么灿烂，愉悦之情油然而生。
当我们来到一块长满杂草的菜地边时，根本就看不到蔬菜长在哪里。
炊事班长说：“这地里是五月初种下的辣子、茄子、西红柿苗，仅浇了两次水，因为缺人管理，地里的杂草把菜苗都遮住了。现在大家拔草时注意点，把辣子、茄子、西红柿苗留下，然后松土、施肥，再浇上水很快就可以吃上菜了。”
他讲完话后，大家就开始干活。两人一组，一人在前面拔草，一人在后面松土。二十个人分为十组，一字排开，由西向东进行。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奋战，一亩多的一块菜地里的杂草基本被我们清除光了。瘦弱发黄的辣子、茄子、西红柿苗又见到了阳光，在微风中摆动。
在收工返回的时候，炊事班长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对我们说：“大家干得不错！所里通知明天早饭后，我们这班人马到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的后勤付业队去干活，任务仍然是菜地里除草”。
第二天早饭后，炊事班长再次来到“收容所”大院，将我们带出大门沿着戈壁滩上的小道向北走去。
此时是早晨六点（新疆时间），太阳从东方升起，经过一夜降温，戈壁滩上的空气略带凉意而又十分清新。
老炊事班长今天显得格外高兴，似乎带着我们去他们的上级部门劳动，有着一种“荣誉”感。嘴上叨着莫合烟，走在队伍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