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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之极！“蒋介石召集亲信，恨恨地说：”我恨透了那批脓包！当年他们两万几千里行军，我们动员全国力量，竟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好，今天该让我们伤脑筋啦！“边说边跳脚：”脓包！脓包！脓包！“
”亚伯，“蒋经国道：”八条二十四款的详细条文刚到，我们还是细细研究才是。“
蒋介石拍桌子道：”我可没有胃口再看一遍，你们研究过后，再来见我！“说罢外出散步。
溪口和南京，都在研究这些条文：
”国内和平协定第一条：
“第一款：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蒋经国叹道：”这个已经听说了，这第二款倒是新的，“他读下去：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浸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两百六十名送返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重新处理。“蒋经国叹道：”这个就太难了，人家已经回国，正在帮麦帅设计剿共，北平怎么强人所难？“
秘书指着条文说：”第二条是废除民国三十五年通过的宪法；第三条是废除我们政府的一切法统；第四条是改变我海陆空三军，分区改编，遵守他们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照顾退伍官兵，停止抵抗；第五条是没收一切官僚资本企业；第六条是进行土地改革；第七条是废除、修改或重订一切外交条约；第八条，“秘书一顿，”签字之后，政府各部门仍暂行职权，但要准备向民主联合政府办理移交，宣告自己的结束。“
”亚伯，“蒋经国在院子里找到了蒋介石，”武汉来电说，白崇禧己经作了’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
”好。“蒋介石的脸上出一丝狞笑，”这对李德邻倒是一副清醒剂。“
”对这个《协定》，亚伯的意见是——“
”打电话给南京的何应钦和广州的吴铁城，让他们讨论讨论作出决议。“
于是，四月中旬，国民党中常委连续召开了两天会议。发表了《对当前和谈的声明》。声明重申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基本观点外，还对南京的李宗仁政府说：今日李代总统与何院长对国家所负之任务，实基于中华民国之先法，而对本党所负之任务，则为执行党之决议。《声明》还同时公布了四月八日通过的《有关和谈之五项原则》（即前面已公布的何应钦给张治中等人的”卯佳电“）。”声明“最后说：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上述和谈原则第五项，复为补充之决议：在宪法未依决定程序修改前，双方协议划定管辖区域，各自从事和平建设，待宪法修改后即依宪法组织政府。倘不能实现此五项原则，则牺牲奋斗，万死而无辞。”
广州对“和谈”的态度“坚决”，南京司徒大使的态度也同样“坚决”。他一边翻看《国内和平协定》，一边不断埋怨和谈代表的“无能”。
“哼！这么一件大事，怎么选了这几个人去？邵力子，张治中和中共和谈谈了多少年，越谈，骨头越软，李宗仁的得力助手黄绍竑怎么也这样泄气？章士钊代表东南几省人士，也该反对才是啊！李蒸是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该明白这问题不能只是同意就算了，刘斐同李宗仁这批人关系密切，也做过蒋的参谋长，……”边说边蹬脚：“怎么这批代表一见共产党就着了迷！”
“大使，”傅泾波道：“今天的问题是大家对蒋绝望。譬如刘斐，他就因为对蒋太清楚，更明白蒋的出路太渺茫。陈布雷死前曾听过他的军事分析，更清楚了摆在蒋面前的是一条绝路，增加了他非死不可的决心。”
“不谈陈布雷，”司徒道：“我现在只对和谈有兴趣。黄绍竑对于和谈经过怎么说的？”
傅泾波道：“他说得到是不少，但都对我们不利。譬如提到和平协定第五条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各款，’双方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倚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的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及财产，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应没收为国家所有。‘这么一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陈果夫、陈立夫和蒋介石自已的财富都化为国有了，可是代表们没有反对。”
“
司徒惊问：”一点都不反对？
“还有，”傅泾波苦道：“第十六款提到，’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分配土地‘，老实说这是相当温和的，这使代表们没有办法反对，因为过去好多东西，实在相差太大，对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不好意思反对。因为正如刚才说的，这一批和平代表是国民党的代表，而不是蒋宋孔陈的代表，代表们如邵力子、张治中对豪门的感情本来不好，反感极了，因此认为这个协定可以签订；章士钊固然代表东南几省人士，但从民族资本家角度来看，豪门资本的崩溃对民族企业的复兴大大有利，于是也赞成共产党了。”
司徒叹道：“上帝！我们帮了蒋介石这么多忙，而蒋介石这个脓包……如果南京一失，这不是表示国民党……”司徒摇头，说不下去，他绕室仿徨，“广州有什么表示了”
“广州倒很坚决，”傅泾波道：“他们表示要和共产党干到底。”
司徒苦笑道：“可惜他们志大才琉，只会说说大话。”
“是的，”傅泾波道，“广州的自信实在靠不住。他们以蒋的意见为意见，总认为可以守住长江天险，凭着长江天险和共产党决一死战。可他们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毫无斗志，已经溃不成军，己经不堪一击了。”
“不过，”司徒道，“无论如何得告诉李宗仁，让他顶住门面，否则不得了。”
“我怎么顶得住？”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发牢骚，“广州这种作法，简直要我去上吊。他妈的！我还没有开口，你们就吵个没完。”然而，没多久他连牢骚也发不出来了。行政院何应钦院长告诉他，请他出席行政院秘密会议。
这次行政院秘密会议是由何应钦主持召开的。会议的形式是很奇特的。作为代总统，李宗仁只是列席会议。吴铁城是以中央党都秘书长的身份代表国民党中央，从广州飞来参加。阎锡山被邀参加，因他反共最坚决，参谋总长顾祝同，和谈指导委员会张群、吴忠信、朱家骅、童冠贤等人也应邀参加。行政院除秘书长黄少谷外，还有几个部长也参加了会议。
何应钦在低沉的气氛中起立，声调凄凉：“各位！关于和平谈判的经过，大家已经知道了一些。现在已经面临了最后关头，先请季宽先生报告在北平与共方代表的和谈情况，然后再进行讨论。”
黄绍竑于是起立报告和谈的经过。
“各位，”黄绍竑道：“这次和谈，大体来说，双方谈得很不错，气氛比较缓和。对方先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由对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先生作了说明。他对这次战争的责任问题作了肯定而明确的回答。就是说，战争的全部贵任应该由我们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负责。条款的前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次，周先生对草案的各条各款加以说明。对于这个协定草案，我们几个代表经过反复研讨、推敲，提出了多处修改意见……”
’他们能接受吗？“有人插问。
”是的，他们作了很大的让步，“黄绍竑接着说：”我们提的修正意见他们大部分接受了，例如，代表团认为带刺激性的措词，如‘反动分子’、‘贪污分子’，通通去掉了，‘背叛’改为‘违背’。第一条战犯问题，作了重太修正：战犯名单去掉了，‘元凶巨恶'’首要‘’次要‘字样也删掉了。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问题，他们也让了一步，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掉，改成’国民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第八条，采纳了代表团张文白的意见，南京政府暂时行使职权，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
与会人有的摇头，有的撇嘴。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黄绍竑继续说，”周恩来先生强调，这个协定是作为最后修正案提出来的。期待双方签字。张文白问：’这是不是定本？有没有再商量的余地？‘周恩来锐：’这当然是最后的定本，不必再讨论了。如果你们代表团能够代表南京政府签字，请你们就签。如果还要请示，那么请你们快一点去请示，我们一定给你们方便。可是以四月二十日为最后期限，过期不答复，或者答复得不完满，我们就认为和谈破裂。‘
“周恩来说完之后，我们立刻退出会场，大家一头大汗，仔细研究。我们认为这个协定双方已经谈了这么久，基本上没有什么了，但如果我们签字而溪口不认账，这个签字也是白签。”黄绍竑长叹：“因此我们决定推出两人来京请示。”
“我也要说几句，”列席会议的代表团顾问屈武起立道，“刚才季宽先生说了不少，我要补充几句：我要先向各位谈谈，代表团诸公在协定条文推敲修改方面，花了不少心血。譬如中共说，本党今日的情形是背叛了三民主义，背叛了国父遗教，破坏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这些说法，代表团诸公就没法找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