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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归属父方还是母方，则根据这种契约的规定。８３。婚姻所要达到的全部目的既是在政府统治下也是在自然状态中取得的，政府官长并不能剥夺夫妻的任何一方为达到这些目的——即生育儿女和在他们共同生活期间的相互支持和帮助——而势必需要的权利或权力，而只能在夫妻之间对这些事情发生争执时进行裁断。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绝对主权和生杀大权自然属于丈夫，而为夫妻之间所必要的话，则在不容许丈夫具有这种绝对权威的任何国家中，就不可能有婚姻。但是，既然婚姻的目的并不导致丈夫具有这种权力，夫妻社会的条件就并不能使他具有这种权力，因为这对于婚姻状态是根本不必要的。 夫妻的社会在没有这种权力的情况下，也能存在与达到目的；至于财产的共有、处理财产的权力、互相帮助和支持以及属于夫妻社会的其他共同事情，则可以基于结成夫妻社会的契约而有所不同、有所调整，只要与生育和抚养儿女直到他们能够自力谋生为止的精神相符合就行。 凡是对结成任何社会的目的并无必要的，对于这种社会就没有必要。８４。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社会，以及属于他们双方的各自的权利与权力，我在前一章里已详加讨论，此处无需再加评述；我认为它显然和政治社会极不相同。８５。主人和仆人是同历史同样古老的名称，但是获得这些名称的人的条件很不相同。 一个自由人向另一人出卖在一定时期内他的劳役用以换取工资，从而使自己成为另一人的仆人；并且，虽然这一行为通常使他处在主人的家庭内，受一般纪律管束，然而这只是给主人以暂时支配他的权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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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超越他们之间的契约中所规定的范围。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仆人，我们以一个特殊的名字叫他们为奴隶，他们是在一次正义战争中被俘获的俘虏，基于自然权利要受他们主人的绝对统辖权与专断权力的支配。 像我所说过的，这些人既已放弃了他们的生命权，因而也放弃了他们的自由，丧失了他们的财产——处在奴隶状态中不并能拥有任何财产——他们就不能在那种状态中被认为是政治社会的任何部分，因为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８６。所以让我们对一个家庭的主人，连同因在一个家庭的对内统治下而结合在一起的妻子、儿女、仆人和奴隶的一切从属关系来考究，尽管这种家庭在其秩序、职务与人数方面类似一个小的国家，但是在它的组织、权力和目的方面也是很不相同的。或者，如果一定要把它看做是一个君主政体，家长如果是其中的专制君主的话，那么君主专制政体将只有一种极不巩固的与短暂的权力。 因为根据前面所说的，很明显的是，就时期和范围而言，一家的主人对于家中的那几个人具有明确而又各不相同的的权力。 他除对奴隶以外（不论家庭中有无奴隶，家庭还是家庭，他作为家长的权力还是一般大）
，对于家庭中的任何成员都没有生杀予夺的立法权；而且他所拥有的权力，一家的女主人也是同样可以具有的。 他对于家庭的每一成员既然只拥有极有限的权力，当然就不能对全家享有绝对权力。 但是一个家庭或人类的任何其他社会到底是怎样不同于真正的政治社会，我们在探讨政治社会本身是怎样构成时将清楚地看到。８７。前面已经论证，人们既然生来就享有完全自由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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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并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或许多人相等，不受控制地享有自然法的一切权利和利益，那么他就自然享有一种权力，不但可以保有他的所有物——即他的生命、自由与财产——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损害和侵犯，而且可以就他认为其他人罪有应得的违法行为加以裁判与处罚，甚至在他认为罪行严重而有此必要时，处以死刑。 但是，政治社会本身如果不具有保护所有财产的权力，从而可以处罚这个社会中一切人的犯罪行为，就不能成其为政治社会，也不能继续存在；真正的和唯一的政治社会是，在这个社会中，每一成员都放弃了这一自然权力，把所有不排斥他可以向社会所建立的法律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给社会处理。 于是每一个个别成员的一切私人判决都被排除，社会成了仲裁人，用明确不变的法律来公正地和同等地对待一切当事人；通过那些由社会授权执行这些法律的人来判断该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关于任何一个权利问题的一切争执，并以法律规定的刑罚来处罚任何成员对社会的犯罪；这样就容易辨别谁是和谁不是共同处在一个政治社会中。 凡是结合成为一个团体的许多人，具有共同制订的法律，以及可以向其申诉机关的、有权判决他们之间的纠纷与处罚罪犯的司法机关，他们彼此都处在公民社会中；但是那些不具有这种共同申诉——我是指在人世间而言——的人们，还是处在自然状态中，因为既然再没有其他的裁判者，各人自己就是裁判者和执行人。 这种情况像我在前面已经说明的，是纯粹的自然状态。８。由此可见，国家有权力对社会成员之间所犯的罪行规定其应得的惩罚（这就是制订法律的权力）
，也有权处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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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这个社会的任何人对这个社会的任何成员所造成的损害（这就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权力）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护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的财产。 但是，虽然加入了政治社会而成为某个国家所有成员的人因此放弃了他为执行他的私人判决而处罚违反自然法的行为的权力，然而由于他已经把他能够向官长申诉的一切案件的犯罪判决交给立法机关，他同时也就给了国家一种权力，即在国家对他有此需要时，使用他的力量去执行国家的判决；这些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判决，是由他自己或者他的代表所作出的判决。 这就是公民社会的立法权与执行权的起源，这种权力须根据长期有效的法律来决定应该怎样处罚发生在国家中的犯罪行为，同时也根据以当时实际情况为依据的临时的判断来决定应怎样对外来的侵害加以处罚；在这两方面遇有必要时，都可以使用全体成员的所有力量。８９。因此，不论在任何地方，不论有多少人这样地结合成一个社会，从而人人放弃其自然法的执行权而把它交给公众，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一个政治的或者公民的社会。其形成的情形是：或者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任何数量的人们，进入社会以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置于一个有最高统治权的政府之下，不然就是任何人自己加入并参加一个已经成立的政府。 这样，他就授权给社会，同时授权给社会的立法机关（这和授权给社会的性质一样）
，根据社会公共福利的要求为其制订法律，而他本人对于这些法律的执行也有（把它们看作自己的判决一样）尽力协助的义务。 设置在人世间的裁判者有权裁判一切争端与防止国家的任何成员可能受到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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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这个裁判者就是立法机关或立法机关所委任的官长，而由于这种裁判者的设置，人们便脱离自然的状态，进入一个有国家的状态。 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任何数量的人们不管怎样地结合起来，但没有这种可以向某机关申诉的裁判权力，他们就仍处在自然状态中。９０。所以很明显，虽然有些人认为君主专制政体是世界上唯一的政体，其实这是和公民社会不相调和的，因而它完全不可能是公民政府的一种形式。 因为公民社会的目的原是为了避免并且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合适的地方正是由于人人是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而必然产生的，于是设置一个明确的权威，当这社会的任一成员都受到任何损害或发生任何争执的时候，可以向它申诉，而这社会的每一成员也必须对它服从。 当人们没有这样的权威可以向其申诉并裁决他们之间的争论时，这些人仍处在自然状态中。 因此每一个专制君主就其统治下的人们来说，也是处在自然状态中。９１。只要有人被认为独揽一切，握有全部立法与执行的权力，那就不存在裁判者；由君主或他的命令所造成的损失或者不幸，就无法向公正无私同有权裁判的人提出申诉，通过他的裁决可以期望得到救济与解决。因此，这样一个人，不论是使用什么称号——沙皇、大君或叫什么都可以——与其统治下的一切人，如同和其他的人类一样，都是处在自然状态中。 如果任何两个人都处在这样的境地，既没有长期有效的法规，也没有在人世间可以向其申诉的共同裁判人，来裁决他们之间权利的纠纷，那么他们还是处在自然状态与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处之下。 对于一个专制君主的臣民或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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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奴隶来说，只有这个可悲的区别：在通常的自然状态中，他享有判断自己的权利并尽力加以维护的自由。而现在呢，当他的财产受到他的君主的意志由他命令的侵犯时，他非但不像处在社会中的人们所应享有的那样享有申诉的权利，而且，好像他已经从理性动物的共同状态中贬降下去似的，被剥夺了裁判或者保卫他的权利的自由；从而有遭受各种灾难与不幸的危险，而这些灾难和不幸是很可能由一个既处在不受拘束的自然状态而又因受人谄谀逢迎以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