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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办？等待她停止哭泣吗？”
“好了，如果您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在公园里散散步。不过，我建议您还是回家去。这包里是什么？是您的吗？”
“是的，我带来了食品，还有母亲需要的一些东西。”
“把东西挂到挂钩上，在轮椅后面。不用担心，没有人会拿的。您知道吗，我们这里没有小偷。走吧，我送您到门口。”
伊拉把包挂到挂钩上面，向母亲看了最后一眼，发觉自己体验到了一种意外的轻松，是探视时间很短，她没有来得及又一次同她争吵，也没有破坏自己的情绪。上一次她从这里离开时是哭着走的。讨人喜欢、脸色红润的大夫同她一起从环绕着残疾人疗养院的公园走向出口。
“修女出了什么事？”伊拉问，“是谁杀了她？”
“噢，亲爱的，这谁知道？”大夫两手一摊说，“民警分局在寻找凶手，但是暂时没有结果。”
“真想不到，”她叹了口气说，“她是个多么招人喜欢的人啊。我看她是我母亲惟一能够和睦相处的人。说得更确切些，是能够同我妈妈和睦相处的人。那么亲切，那么有耐心。我曾经听母亲大声呵斥，而马尔法小姐全都忍着，还陪着笑脸。您说，人们生病的时候，都是这样让人难以忍受的任性吗？”
“差不多都是，”医生点点头，“病得越重，性格就变得越叫人难堪。对待这种变化，应该像对待不可避免的事情一样，不去计较就完了。您好像不经常来看妈妈？”
“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您是怎么猜到的？”
“如果您来得勤一些，我们一定早就认识了。您的妈妈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了……”
“六年。”伊拉更确切地说，不由得突然为自己很少来看妈妈而感到羞愧。
“对，是六年，”他附和道，“但是我是第一次同您说话。一般常住这里的病人亲属，我都很熟悉。他们都来找我。可您不知为什么不大赏识我。”
“可是您是谁？”伊拉坦率地问。
“我是主治医生。谢尔盖·里沃维奇·古拉诺夫。”大夫自我介绍道，“您好像是叫伊拉？”
“是的。您怎么知道的？”
“哦，亲爱的，”谢尔盖·里沃维奇笑起来，“您忘了，我们住在这里。对于您来说整个世界都是开放的。而在这里我们的小天地是封闭的，我们的病人脱离了外面的大生活，与世隔绝，当然，大家都认识所有的人。诚然，由于您的妈妈失去了记忆，恰恰关于您的家庭我们知道得不太多。但是我们知道，您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也住在医院里面。非常遗憾，您的妈妈碰上了什么事情以及她为什么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举动，对我们仍然是个谜。如果医生知道这些，也许，我们能够让她恢复记忆。”
“我也不知道。”伊拉坦白地承认。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也许，总有个人可以问问？”
“没有，”她直摇头，“没有这么个人。谁都不知道是什么邪恶缠上了她。我爸爸大概知道，可是他在出事的第二天就去世了。”
“这么说您是孤身一人了？”古拉诺夫同情地问。
“彻头彻尾是一个人。不过我能够过下去，您别担心。”
“我不怀疑，”他微笑一下，“我提这个问题是出于另外的考虑。您大概知道，我们的资金来源是国家预算，简单地说是掏国家的腰包。但是这个腰包近年来窟窿越来越多，变成了无底洞，鬼知道钱都漏到哪里去了。您亲眼看见了，我们都给我们的残疾人吃些什么东西，实在是不得已。钱拨得很少，而药品却不可或缺，所以我们要筹款，首先只能指望亲属给我们的残疾人增加点营养。但是，我们院被迫收取住院费的那一天已经迫在眉睫了。您对此有所准备吗？”
“我？”伊拉惊惧地问，“很贵吗？”
真是雪上加霜。难道为巴甫利克一点一点节省下来的钱却还要用来支付母亲的费用吗？
“我也还不清楚。我想一想，一个月不少于五千吧。”
“多少？”她吓了一跳，“五千？天哪，我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
“请等一等，亲爱的，不必过早地张皇失措。第一，这还没有实行。第二，完全有可能，交款数目不至于这么高。第三，对生活没有保障的人还有种种优惠。考虑到您的经济状况，对您的妈妈的收费将会低得多。也许，甚至会被列入免费住院的范围。瞧，我们到了。您紧跑几步，公共汽车来了。”
古拉诺夫赞许地对伊拉微笑着，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肩膀，似乎是把她推向正在驶近的公共汽车方向。她默默地点点头，向车站跑过去，又同平时一样忘记了礼节性的告别。
这几次谈判进行得异乎寻常地艰难。阿亚克斯知道，他出了纰漏，他的部属办事不得力，不过他认为，为了过去的多数干得无懈可击的行动，他们能够饶恕他，不会提出索赔。
都怪伊里亚斯。阿亚克斯对自己说过多少次，不能用训练无素、未经全面考验的人。考验方式一般是把一个人派往中亚沙漠中的随便什么地方，看他能否从容地忍受炎热、饥饿、干渴、长时间孤独沉默的期待。如果第一阶段的考验结果不甚理想，但是候选人本人仍然坚持想要工作，就给他机会训练，直到他感到在沙漠中如同在自己的家中一样为止。伊里亚斯的沙漠考验不及格，但是非常想为阿亚克斯工作，于是未经补充训练就录用了他，况且小伙子保证过提高自己，使自己在第一次执行任务之前具备应有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相信了他，可结果却……
行动的第一部分干得非常出色，花高价顺利买到了核工艺秘密图纸，而伊里亚斯的任务是把图纸送到利比亚去。他同阿亚克斯手下执行类似任务的其他人一样，买了一张单独周游埃及的票，到埃及后租了一辆小汽车。对旅游代理说，他想一个人呆一呆，转一转，晒晒太阳，游游泳，三四天后才需要导游。然后他向埃及同利比亚的边界开去。那里横穿沙漠的边界线有名无实，根本没有人守卫。伊里亚斯在约定地点同向导兼中间人接上头，就同他一起进入沙漠到达指定的绿洲，他要在那里同利比亚方面会面，尽管事先警告过伊里亚斯，沙漠可不像特维尔斯卡娅和奥加列夫的栖身之地，人们会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到中心电报局见面，在沙漠中，商定好的约会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几夜，总之对于等待他缺少定力和耐力。他很快失去了精神平衡，开始焦躁发火，冲中间人大喊大叫，中间人既不能向他解释，也不能让他消除烦躁，更不能让他振作精神。那个阿拉伯中间人只会说当地土话，而且是古老的阿拉伯语，对英语总共只会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几个短语：“请跟我走”、“请在这里等着”。
利比亚人到达的时候，伊里亚斯已经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可能更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愤怒地冲着他叫喊起来。这个英语说得同样糟糕的利比亚人几乎什么也没有听懂，接过图纸就走了。但是他向自己的上司汇报说，受托转交如此重要的机密图纸的人，是个缺乏自制力的人，看来不甚可靠。为此，现在阿亚克斯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同他谈判的人，是接近上层受卡扎菲信赖的人物。他的文化程度相当高，能流利地说好几种欧洲语言，是保障“穆斯林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潜力小组的成员。阿亚克斯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的化名是卡斯托尔。
“你们的国家背叛了我们。”卡斯托尔厌恶地撇撇嘴说，“你们对社会主义失望，而置当时受这一思想感染的人的命运于不顾。你们曾经向我们承诺，用分享核武器的前景引诱我们，可是现在却一头扎进了灌木丛。不过，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依然生机勃勃，每个利比亚人的桌子上都放着领袖卡扎菲的《绿书》。我们要使不赞同我们信仰的全世界屈服。我们思想的伟大是无限的。而您，阿亚克斯，竟敢让我们的行动受到威胁，派一个意志薄弱、败事有余的草包饭桶传送文件。”
“我承认您的正确。”阿亚克斯顺从地低下头说，“我可以向您保证，不会再有这种事了。我将会加倍关注手下人的训练。我建议讨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条件。”
计划的下一个行动已经不是保密工艺，而是为在利比亚的各个营地训练的恐怖分子制作证件和假履历。在这些营地训练的人是从黎巴嫩的各个难民区挑选来的，经过强化训练后“分散”到世界各地。新训练的恐怖分子需要证件，最好还要有假履历，以帮助他们避免检查时的难堪。阿亚克斯和自己的团伙在这方面也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在沙漠会晤中，他们把即将从训练班毕业的人的照片交给阿亚克斯的人。这些照片被以普通商贸生意旅行作掩护的人分别送往土耳其、意大利或者塞浦路斯，交给证件制作人，他们在短时间内制作相应的证件。然后沿原路线返回。阿亚克斯的人拿到证件后，先到埃及，再去沙漠，在绿洲等候利比亚人的代表，将这些证件交给他。就这样，在营地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揣着完全合格的能够证明自己的姓名和职业的证件，走向广阔的世界。况且，一般给同一个人备有好几份证件。当然，证件上的姓名各不相同。实践证明，这类事先伪造好的证件大大提高了机动性和安全性，使得小组的行动不仅更为顺当，而且也更加长久。
这种事已经找阿亚克斯干过四次。现在要谈条件的是第五次。然而卡斯托尔并不着急，所有的时间里他始终围绕着一个话题，即能否无条件地信任阿亚克斯和他手下的人，他们还会不会出伊里亚斯这样的纰漏。阿亚克斯明白，卡斯托尔别无办法，反正这次行动只能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