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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背景没有人知道吗？”娜斯佳猜道。
“没有人知道，除了我和瓦涅奇卡。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知道这个情况要晚得多，是卡佳自己对他说的，当时他刚同自己年轻的花钱狂断绝关系。”
“结果，知道失和的是大家，而知道和解的只有你们三个，”娜斯佳总结道，“也许，隐瞒这个事实没有意义？您自己说，大家都担心，当众受辱的这个人会把他知道的事情都抖出去。如果大家都得知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同他和解了，他们会轻松地舒一口气。停止让人们长期遭受恐惧的折磨，难道不是更理智一些吗？”
“您不理解，”马尔塔·根利霍芙娜低声说，“这不仅仅是恐惧。”
“还是什么？”
“是人格，是良心。这一代每个人都有亲人遭到镇压。朋友、亲戚、邻居，我同卡佳的同龄人还有更年轻的人也都经历过夜半门铃响的恐惧。这种恐惧您不知道，您还太年轻。开头我们为一个问题苦恼：为了什么？当我们一旦理解了什么也不为，也就理解了另一件事：我们，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或者我们的亲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大家都不宽恕为这些逮捕负罪的人。当卡佳完全是偶然得知，她的丈夫被逮捕是拜谁所赐时，她被极大地震惊了。于是她在盛怒之下，当着许多人的面公布了这件事情。可是随后她也明白，不可能就如此简单地割断多年的关系。所以开始同谢苗暗中约会。您明白吗，她曾经羞于面对众人。我能理解她，要知道，当时在揭发的浪头上，支持她的人太多了。把那个人指为坏蛋、胆小鬼、败类、告密者等等。从此以后，如果让大家知道她继续同他保持关系的话，她会没脸见人的。这是她生活中最困难的时期。明明知道那个人促成了逮捕，实际上是促成了她丈夫的死亡，自己却缺乏力量一笔勾销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总而言之，她原谅了他，虽然这几个月来她也承受了极为痛苦的折磨。您知道吗，卡佳很长时间没有白发，我们大家都羡慕她。可是这几个月中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就是说，他叫谢苗。好的，冰层开裂了。如果施瓦伊施泰因被逮捕真的是因为这个人告密，那么找到他的名字和地址就不复杂了。刑事案件档案中应该有资料。如果一切都如马尔塔·舒尔茨所说的那样，这个暂时神秘的谢苗，应该就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能够与之分享别人的秘密的那个人。马尔塔不由自主地亲口强调了一句，“大家都吓坏了”。然而及至他们的关系开始避开大家，就更加能够无所顾忌地把一切都告诉他，因为这一关系与共同的熟人不可能再有任何瓜葛。谢苗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交际圈中消失了。
娜斯佳自己没有到克格勃的档案馆去。她很善于放弃情绪化的抛头露面，集中精力思考破案，但是毕竟还有一些她不能只是组织别人去做的琐事。其中包括她不能够，确切地说是不喜欢处于低三下四的地位，她被看成一个进门求人的小人物，而别人则居高临下向她施恩赐惠，虽然事实上是公事公办，既是她的职责，也是向她施恩赐惠的人的职责。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档案馆是两年前。她没有一丁点想再去的愿望。当然，从公务纪律的观点看，这样任性是不可原谅的，民警军官没有任性的权利。但是，由于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没有过其他的任性，同事们谅解了她的这个一小“点”，并且把所有需要求爷爷告奶奶他说好话、央求在证件上签字盖章、在门外等候几个小时等等差事都承担起来了。
第二天，尤拉·科罗特科夫把一张写有名字和地址的纸放到娜斯佳面前。谢苗·费多罗维奇·罗德钦科健在，住在莫斯科中心沃斯塔尼亚广场一幢高楼里。
“嘿，阿西卡，给你这个档案中的讨厌鬼。”科罗特科夫精疲力竭地说。他习惯地骑坐在卡敏斯卡娅办公室的椅子上，从娜斯佳的鼻子底下强夺下咖啡杯，“也许，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没弄懂，不过，我们这位谢苗·费多罗维奇是一位极高尚的人。凭良心说。”
“高尚的告密者？”娜斯佳谅诧道，“竟有这等新鲜事？”
“嗯。与其他的告密者相比较而言。你认为，一个罗德钦科就能把施瓦伊施泰因博士关起来吗？绝对不是，是那里的人一齐使劲。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也在其中。案中的告密者有十来个，而作者就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周围的人。那些告密信基本上写得都很干巴，没有文采。而亲爱的谢苗·费多罗维奇的信正赶巧了，在日期上它是最近的。你猜得到是个什么样的情夫吗？”
“看来，不幸的博士严重妨碍了某某人，而这个某某人极欲把他投进监狱。他有可能向施瓦伊施泰因夫妇周围的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把他供出来。但这些人要么不够歹毒，要么想像力不够丰富。要么被吓得还不够，提供的材料无论如何不能将事情搞掂。而谢苗·费多罗维奇就提供了这样的材料。事情明摆着，他的歹毒和想像力应该更多一些，既然他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暧昧关系。也许，其中另有曲折。比如，谢苗·费多罗维奇在某方面受施瓦伊施泰因所妨碍的那个人指使。或者他怕这个人。总之，不能不服从，虽然并不太想把情妇的丈夫弄得太惨。只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尤里克，我一直害怕从道德上评价那个时期的事件。一些人说没办法，在强迫和恫吓之下。另一些人用手指点着揭发他们说，正派的人不接受强迫或者恫吓。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是我知道一点：如果不是你本人，而是你的亲人、你的孩子受到威胁，你会做乐意做的一切事情，只要不伤害他们。我记得太清楚了，阿尔森怎么威胁我，我发疯般地为爸爸和廖什卡担忧。也为瓦洛佳·拉尔采夫的女儿担忧。阿尔森绑架了她，并且利用她来讹诈我。要知道我按照他的命令做了一切。不接案子，中断工作，解散小组，开张病假条坐在家里。至于即使不出家门，守着电话机，我反正也能欺骗他，这是另一回事，但是这已经离题太远了。但是，你为什么说，罗德钦科是一个最高尚的告密者呢？”
“因为他没有出卖任何人。你想想马尔塔·舒尔茨对你说的话。由于你不了解情况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她的话。”
“对了，我想通了，‘大家都吓坏了’指的是害怕泄露风流韵事和夫妻反目。好了，原来，所有这些人彼此都了解，知道写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丈夫的告密信，揭露罗德钦科之后，又害怕他也会算计他们大家。”
“我想，整个事情正是这样。”科罗特科夫点头称是，“可是他没有出卖他们，所以我才说他高尚。如果当众羞辱了他，自然完全会按照‘谁是审判员’的原则受到斥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
“也许做了，”娜斯佳沉思地接下去说，“但不是大家都听得见，而是悄悄地，对着热爱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耳朵。也许，顺便说说，因此她才原谅他。她只需明了，他一点也不比她其余的老朋友、老交情更坏。既找到了保持沉默的力量，又不破坏同他们的关系。那么马尔塔·舒尔茨是偶然没有写密友丈夫告密信的吗？”
“没有就是没有。”尤拉笑一笑，“她的丈夫写了。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很快也很容易就被管住了，他因为担心家庭写了告密信。总之，情况极为简单。你自己明白，施瓦伊施泰因博士是个医生，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周围总有一帮文艺和演艺界的精英，因此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证明反革命医生蓄意‘治坏了’一批苏联艺术的骄傲，主要演员、导演、作家和画家。仅仅需要这些‘骄傲’控告一下不正确的治疗。”
娜斯佳去找谢苗·费多罗维奇时，内心想象他是一个体弱多病、凶光毕露的人。但是她的预测只是部分得到证实。80多岁的罗德钦科当然不会给人年轻活跃的男子汉印象，但是也没有行将就木的龙钟老态。当然，年龄和疾病不饶人，但是他头脑清醒，记忆力不减当年。罗德钦科有一个大家庭，同儿子、儿媳、孙女、孙婿和两个重外孙住在一起。进入这套大房子之后的头十分钟，娜斯佳就看出来，这个大家庭都尊重老爷子。半小时后，她已经明白，谢苗·费多罗维奇当年为什么没有抛弃家庭，甚至容忍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两次嫁人。不可能抛下真诚爱你的人们。他们需要你，完全不是因为你钱挣得多或是占据着给你也就是给你的家庭以种种优惠和方便的要职。他们需要你，是因为你理解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你的身边感到温暖，是因为……有多种形式，多个方面的爱情，试图用语言描述爱情是愚蠢的。洋溢在罗德钦科家庭中的爱，正是由多年来对自己的妻子不忠的告密者谢苗·罗德钦科本人凝聚起来的。
“您想谈谈卡捷琳娜？”他一面问娜斯佳，一面把她让进自己带大窗户和宽阳台的房间。
通向阳台的门敞开着，外面是夏天的炎热，娜斯佳看见一张放着枕头的躺椅，窗台外侧打开的书上放着一副老花镜。显然，她进来之前，罗德钦科正在阳台上看书。
“也谈谈您，”娜斯佳微微笑着说，“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既不是要谈您，也不是要谈她，而是要谈其他的人。”
“您这么自信，我会愿意回答您的问题吗？”谢苗·费多罗维奇显出怀疑的神气问。
“相反，我完全没有信心，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得不请求您甚至劝说您。我有些问题直接与侦破谋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案有关。”
“只是有些问题吗？其余的呢？”
“我向您提出其余的问题纯属好奇。如果您不想回答，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