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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报告一则为国争光的新闻，台北朋友担心柏杨先生到了新加坡，一定会坚持传统文化，乱丢烟屁股，准被罚得卖裤而归。却料不到异人天目，我在新加坡从没有乱丢过一次，实在找不到烟灰缸，我就按灭后装回烟盒，彬彬有礼，无不起敬。
在新加坡也看不到闯红灯和争先恐后镜头，台北一辆汽车在没有红绿灯地方转弯时，如果能等三秒钟不骂大街，就可领「谦让美德奖」矣。总是像尾巴着了火似的，能进一寸就进一寸，能进一分就进一分，节节前逼，视死如归。至於有红绿灯地方，左右绿灯刚眨第一眼，黄灯还没亮哩，迎面的红灯如故，就一马当先。这种奔丧式的开车，是台北特有的壮观，在新加坡可从没有遇见过，也从没有听说过。有几次，《南洋商报》总编辑莫理光先生，开车送我们回酒店，在酒店前转弯时，即令深更半夜，他仍停下来呆等绿灯，我叫曰：「老哥，冲呀，冲呀！」他却像吃了定心丸。使我这个滚油锅出身的尾大人物，大惑不解。同是中华人，何以成了新加坡共和国的公民，就守起法来啦。嗟夫，新加坡人口已超过二百四十万，而国土却不超过台北市，竟建设得一尘不染，人行道上安步当车，车河有条不紊，人都不知道哪里去啦，每一条马路都是林荫大道，青 蓊郁，好像一个空旷的乡村市镇，使得那个可爱的袖珍国度，袖珍得更加可爱，成为中华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朵奇葩。回顾台北一片烟雾瀰漫，忍不住鼻孔冒烟。
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的交通秩序，是我的另一个吃惊，吃惊的是他们的安全带。如果考一考台北开车的朋友，即令他有三十年的奋斗经验，我敢跟你赌一块钱，问他安全带是啥，恐怕都得伸脖子瞪眼。不要说台北、高雄、台南之类大都市，就是常跑高速公路的朋友，也从没有谁披挂安全带的。这次出游回国时，一位朋友开车到桃园机场相接，夜色苍茫，大雨倾盆。──我们在香港上机时，尚十分炎热，大多数旅客只穿衬衫，看我老人家大衣臃肿，无不掩嘴葫芦，使我无地自容。可是一到台北，寒风冷雨，衬衫朋友冻得唇白脸青，哆嗦个不停，乃人心大快。且说上了朋友的车，我劝他把安全带系好，他当作耳旁风，唠叨得紧啦，他好像受了奇耻大辱，跳高曰：「老头，你刚喝了两口印度洋的水，脑袋就作怪，瞧不起我技术呀。好吧，下车下车，爬着回去吧。」害得我苦苦求饶。大概要报我劝他系安全带的一箭之仇，猛的一松离合器，我的前额就几乎英勇的撞到玻璃窗上。
吉隆坡驾驶人或坐侧座的人，一定要绑个结实才行，不要说上了公路，就是闹市，以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也得全副武装。偏偏我自出娘胎以来，从没有听见过有关安全带的学说，所以每次上车，都忘个净光。《新生活报》总编辑吴仲达先生，每次都提醒曰：「绑上，绑上。」有一次，在欢迎欢送场面下，热闹哄哄的入座，他阁下以为我当然绑上啦，而我阁下天经地义当然没有绑上。半途被他发现，哀号曰：「老头，你知道警察捉住要罚多少银子？把你老骨头卖掉都不够。」可是，严重的不在於绑上，而在於跳下。每次下车，我都一跃而出，一跃而出的结果是被安全带猛的拉回，好像一个被捆在老虎凳上的囚犯，遂号声连天。朋友们终於天良发现，叹曰：「你们中国人不守法惯啦，无可奈何，这么吧，你也不必丢人现眼啦，只要把它放到胸前，做个模样算啦。」这才使我脱离苦海。
由吉隆坡的安全带，想到台北的安全帽。安全带在吉隆坡行得通，安全帽在台北却行不通。事实上是，两国政府都在保护驾驶人生命的安全，两国人民却有两种不同的反应：马来西亚联邦中，中华人佔三十巴仙以上，他们遵守不渝；而台湾全是中华人，却有人大骂政府扰民。又是老话，都是中华民族的后裔，为啥逾淮而橘？而留下来的却非一枳到底不可。这里面的感想太多，学问也太大，可谓一言难尽。
中国人 中华人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二。
大家一提起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都会生气。日本人可以说世界上最愚蠢的侵略者，认为仅靠开枪开炮，就可以「八弦宏宇」。不过，我们也得承认，日本人对亚洲国家的了解，远超过各国对自己的了解。一九三○年代，日本人对中国东北，比中国还清楚。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比英国还清楚。对印尼，比荷兰还清楚。对菲律宾，比美国还清楚。以致日本佬愤愤不平，认为有权收归己有。
日本人为了打邻国的歪主意，而去苦下研究工夫，使人跺脚。如果抛开这一点，而仅就他们对邻国研究的精神，和了解的深度，却使我们脱帽，不但脱帽，并且汗流浃背，自顾形惭。盖对别人打歪主意，固然需要了解，就是要跟别人做朋友，同样也需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参战，大批美军开到英国本土，美国小伙子和英国大姑娘，难免一见锺情兼不可开交。习惯上，英国人接吻是左颊先上的，美国人接吻却是右额先上。为了避免两鼻相撞危机，美军司令部下令他们的阿兵哥跟英国女孩子先礼后兵时，要入境随俗，左颊先上。不过结果并不理想，当两军接触，进入战况之际，仍然发生两鼻相撞节目。原来英国妇女团体为了敦睦国际友谊，也下令给老奶，要她们改为美国式的右颊先上。这跟男人世界右手握手一样，一个人忽然伸出左手，恐怕是握不成。如果我们到了一个用左手握手的国家，就必须先行了解他们，才能一拍即合。
不了解别人，不但吻接不成，甚至连朋友也交不到。可是多少年来，中国人对外国一直处於朦胧状态，对在外国的中华人，更朦胧的厉害。我们唯一自以为最了解的国家美利坚，也不过皮毛。而对其他国家，像百年世仇的日本，抗战打了八年，死人千万，结果仍然「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对於唇齿相依的一些邻邦，所知的更属於瞎子摸象。柏杨先生到新加坡的第三天，《南洋商报》派了一部车子，要载我们贤夫妇去郊区长长见识。我一听「郊区」，就忍不住要笑，这么一个小岛，还有郊区呀。但我没有笑出来，不是礼貌使我不便笑，而是被朋友铁青的脸色吓得把露出的大牙急忙用嘴唇包住。朋友问曰：「你们中国人以为新加坡只有两条街，是吧。」我立刻说不是，他瞪眼曰：「好老头，还不招认。」我只好招认好像似乎听谁这么说过。呜呼，这不能怪我，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钟摆式人物──钟摆式者，摇晃在自傲与自卑两极端的人物也，整天蒙着被想仙女散花，不开眼兼不开窍，我老人家不过其中之一罢啦。然而接着就是回到台北后的第三天（也是第三天），一位元老辈大亨，拍我的肩膀曰：「听说到了新加坡就跟到了中国任何城市一样，对吧。」当然不对。他不管我正要张口回答，又开腔曰：「听说新加坡百分之九十是中国人，对吧？」当然更不对，他大概看我神气有点邪门，急改口曰：「我的意思是，在新加坡，到处都是中国人。」我曰：「老爷容禀，我在新加坡所看见的，除了观光客外，到处都是新加坡人，却没看到一个中国人。哎呀，倒是看到了两个，一个是女明星，一个是女明星的妈，在那里淘金哩。」这回轮到他阁下神气有点邪门啦。大概认为我的回答不符合他预定的答案，遂收回拍在我肩膀上的贵手，悻悻而去。本来以为这次开口借钱，准不落空，结果被我的老实话砸了锅。这又怎么能抱怨他哉，我老人家从前固也是这么胡思乱想的呀。
我们必须弄清楚，中国人和中华人不同，就跟英国人跟盎格鲁撒逊人不同一样。再迷糊的英国人，都不会把美利坚人认为是英国人。雷根总统先生一旦去伦敦访问，舰队街的报纸，如果报导曰：「英侨雷根回国观光，对祖国各项进步，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回到侨居地后，当仍一本热爱祖国的初衷，继续为侨社服务。」恐怕纽约市的帝国大厦，都会冤沉海底，以示奇闻。然而，中国人心里却一直奇痒难熬，只要是中华民族的苗裔，管你是哪国人，统统装到自己口袋里，仍把他硬当成中国人。於是，大家一股脑成了「华侨」──在外国侨居的中国人。这种梦里相思，一直到一九六○年代，美国参议员邝友良先生抵达台北访问的前夕，大衙门才忽然间从梦中惊醒，手忙脚乱的通知台北各电台各报馆曰：「他可是美国人呀，只能说他是华裔，可不能说他是华侨呀。」於是，「中国人」跟「中华人」，「华侨」跟「华裔」，在中国公文书上，才第一次被承认他们的分界。不过，等到这件大事过去之后，大家又恢复一厢情愿状态，继续认为凡是在海外的中华人，都是「华侨」，只邝友良先生跟一、二大人物除外。
呜呼，中国人是法律的，中华人是血缘的。称为中国人，必须具备中国的国籍，不管你是中华人，或是突厥人。而具备其他国家国籍的中华人，绝对不再是中国人矣，只能称他们为「中华裔」「中华人」。彷彿是这样的，已不能说华语的，是「中华裔」；还说华语，而且向中华文化认同的，是「中华人」。
──为了和「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对称，又为了我老人家不喜欢单音节发音的缘故，擅自把「华人」改为「中华人」，敬请参考。
──中国人，中华人，这种称呼在英文里就不发生问题，管你是中国人也好，中华人也好，一律Chinese。柏杨先生这次访问了两个国家，华文报纸有志一同，称我是「台湾作家」，避免用「中国作家」，外交形势使然，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只有英文《海峡时报》称我是「Chinese作家」，我才兴高采烈的庆幸恢复了本来面目。盖Chinese固可当中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