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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今天的台湾终于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与政治民主，像您所遭遇到的政治迫害应该会彻底绝迹了，您认为呢？今天我们真正的危机又有哪些？
答：台湾现在确是拥有繁荣的经济和民主的政治，这是一个奇蹟。拥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充份吸收了西方的文明之后，在这一块土地上，终于呈现一个崭新的局面，我认为这是台湾人的荣耀、中国人的荣耀，也是亚洲人的荣耀。对于经济的繁荣，我没有贡献，但在推动政治走向民主的努力中，我流下过眼泪和汗珠。不过，民主政治像一个宝贵的银器，必须每天小心的擦拭，才能保持它的光泽，否则它就会变色，甚至变形。
我们真正的危机，我认为有两项，一是：高阶层当权人物，做出错误的决策。就在四十年前，中共炮轰金门失败以后，内部文件就曾做这样的研判，他们认为以后不必再用战争，他们认为，台湾内部一定会做出错误的决策，他们有耐心等待。二是：台湾内部族群冲突的白热化。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言，当台北街头发生因族群冲突（诸如：言语排斥），而引起枪战，那就是台湾自找的末日。人人都高呼口号，要族群融谐，人人也都知道族群融谐的重要，但事实上却做不到，有些野心家或政客，必须挑起族群冲突，他才可以从中取到利益！
有些事是可以预见的，有些事则难以预料，我除了祈求两岸能有长期和平外，还为下一代的年轻人，无限祝福。
见书就读的人·汤芝萱
⊙访问者汤芝萱小姐。
⊙文载一九九七年五月台北《出版界》杂志。
以小说《异域》、杂文《丑陋的中国人》闻名海内外，新诗获国际桂冠诗人奖，白话文改写《资治通监》而让一般人也能登其殿堂的柏杨，去年又以《柏杨回忆录》轰动书市。这本书除了揭露柏杨先生个人的遭遇外，也提到他坎坷的求学生活及阅读经验。究竟「阅读」对他而言是何况味？又是如何造就出今天着作等身的柏杨来？以下试拟了几个问题，也许读者能在其中寻回读书的趣味！
问：启蒙书对您日后写作的影响如何？
柏杨：我有很多朋友，从小就不喜欢文学，而喜欢数理。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找一些他们认为最枯燥的书来看，作为催眠。所谓最枯燥的书，就是小说，包括新小说和旧小说。一位同学告诉我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看完「一页」小说过（可不是「一本」）。而另外一类朋友，包括我在内，却认为天下最枯燥事，莫过于数理。这两种人很显然的，在社会上走的是两条相距愈来愈远的道路。这项巨大的不同，从什么时候分岔的？事关专业学问，我并不懂，但就我自己的体验，我之所以这么厌恶数理，可能在我遗传的基因里面，缺少数理方面的染色体。但也可能和我上小学时候的老师侯万尊先生无情的体罚有关，使我对数理，由畏惧而拒抗，由拒抗而畏惧。假如当初我的作文课，偶尔有一篇写得不够水准，而被老师把手打得红肿，而数学老师却和蔼可亲的话，我可能成为数理大师也说不定。
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福是祸，我被逼自动自发的走上了文学这一条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读过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但内容已不记得，等到小学四年级，我接触到的第一篇新式文学小说，就是葛非先生到课堂上朗诵给我们听的一篇短篇小说《渺茫的西南风》，情节不复记忆，但是它的那种哀怨的气氛，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忘不了那位老师，忘不了那间教室、那所学校，以及女主角的悲情。
这篇小说，是使我喜欢文学，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因，稍后，我看《小五义》、《七侠五义》、《续小五义》以及《荒江女侠》、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我说，就那时候，激发出来一个小男孩心灵上，对侠义行为的崇拜情操。更稍后，我读《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后来，初中一年级，我才开始读《红楼梦》，但读不到一半，就再也读不下去，有人告诉我，那是中国第一部文学巨着，我却嗤之以鼻，因为即令包括后半部书在内，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出现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得鸡飞狗跳的场面，对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而言，凡是没有打斗的书，都不是好书。后来我看张恨水先生的《啼笑姻缘》，那是使我入迷的第一部纯情小说，然而，真正把我引入文学、醉心文学的一本书，却是名不见经传的《作文描写辞典》。这一类的书在十年前的台湾市场上，也曾出现过，现在大概不流行，市面上已看不到了，深感可惜。它把很多小说和散文作品上的精彩描写（包括风景、场景、动作，和心理变化）做片段的摘录，看了之后，不但扩大自己的遐思，也会从这些片段的描写中，进入另一个朦胧的世界，激发深入探讨的欲望。像我看到一段描写丁玲女士的第一任丈夫胡也苹被秘密逮捕的夜晚，丁玲挨门逐户到朋友家寻找的情形，诡谲而恐怖，使我决心要看完全书，全书名《自杀日记》。后来才知道，不过二十几岁的胡也苹，于当天夜晚即被枪决，而我对丁玲的美好印象，一直维持五十年之久。
一个作家的原动力，不决定于他一生所看到的第一本书，有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一生中看到的第一本书是哪一本，但一定有一、二本重要的书，在他年轻的时候，在心灵中发酵，如果换了其他性质完全不同的一、二本书，他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那一条路，固然可能是一条和他性格不合的痛苦的路，但也可能是一条使他改头换面、更欢乐的路。
问：您的读书方法是？
柏杨：自从去年（一九九六）《回忆录》出版，泄露了底牌。朋友们才知道我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也从来没有毕过什么业。即令勉强毕业，最后，也被开除。这项底牌不仅使朋友们吃惊，连我自己痛定思痛，也跟着吃惊。《光华》杂志总编辑王莹女士在访问时，特别提出来问说：「你的学问为什么那么精湛？」我吓一跳的程度，几乎要用担架把我抬出来，假如我坚持说我没有学问，一定会有人讥讽我故作谦虚，但如果说我有学问（我真希望我有学问），那我实在是大言不惭。我只不过是喜欢读书而已，而我又没有能力读外文的书和略为深奥的古文的书。假定把一个知识份子比做可以挤出牛奶的牛，那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他们吃的是高度营养的饲料，而我不过是一个野生的作家，吃的是大地上我所可能吃到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中有些是有营养的草，有些是有毒的草，我唯一的特征就是饥饿，不但吃草，而且吃树皮，甚至于吃泥土、吃粪便。
一个野生的知识份子和饲料的知识份子最大的不同是，饲料知识份子有师承，有师承的学者，难免不被纳入学说流派，和社会利益团体，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受相当约束，但他们也建立了一个保护网，保护他们自己的学说和地盘，荣耀和生活。野生知识份子则不然，他是孤独的动物、寒冷的动物，没有保护网，没有避难之处，但是，他的思想不受任何师承局限。
具体的说，在这种野生的生态情况下，我读书简直是没有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见书就读，只要能够消化吸收，世界上几乎没有负面的书，每一本书、每一个字，都有足够的营养。
问：您认为读者该如何读您改写的《资治通监》？
柏杨：这个问题是否可改为：读者们如何读《资治通监》？我实在不敢以教师自居，厚颜的告诉读者先生，应该如何读一本书。我只能就我自己读《资治通监》的感受，也就是在读《资治通监》过程中，我所得到的益处，举出几点跟各位朋友分享。
第一：每一个人都知道，毛泽东先生的案头，数十年如一日的都放着一部书，就是《资治通监》，他曾经告诉别人，说他翻阅过四十几遍。政治人物中，毛泽东先生是最熟悉《资治通监》的一位，使他在长期的内斗中，无往不利。专制时代，对年轻人而言，已成为过去，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看来，专制时代就在昨天，而专制时代的政治斗争既惨烈而又精密，当斗争白热化不能转弯的时候，有权力的一方一定抛出终极武器，这项终极武器一旦出笼，再坚强的对手都会瓦解，被斗成一团血肉，这项终极武器就是「诬以谋反」。历史上多少首领赐给他的部下免死铁券，向他保证无论犯任何罪（包括杀人），都可以赦免，除了谋反。这就使事情变得简单明了，当他想杀你的时候，只要说你「谋反」，就一切搞定，像刘邦杀韩信、像赵构杀岳飞、像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像蒋中正的白色恐怖。
第二：《资治通监》将近一千万字，人物千万，有帝王有将相，有盗匪有小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然而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在他名下出现「骄傲不可一世」之类的句子时，你就可以压下赌注，再往后翻三、五页（大家伙也不过三、五十页），就会发现他一定覆亡。如果不是身败名裂，一定是全族屠灭，最幸运的（这种幸运很少），也是狼狈下台、丢人砸锅。
第三：古人说「物先必腐，而后虫生」，这句话曾经被科学家（包括聪明的我在内）认为是不可能的，任何有机体一定先感染了滤过性病毒，然后才腐烂，可是如果你把《资治通监》多看几遍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真可以说是金科玉律、万世永存。不仅《资治通监》上所显示的史实，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如此。当一个国家（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