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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解放」西南后，于一九五○年二月，把杨虎城先生大小六口的尸体，迁葬到西安南郊韦曲少陵原，我们就是在少陵原上，凭吊冤魂。杨虎城自始至终都是国家的二星上将，既没有被判罪，又没有被免官，却竟然被秘密囚禁十二年，最后仍被秘密处死！而处死的时候，连八岁的小女儿都不放过、秘书都不放过、秘书的妻子和不到十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我们徘徊在大小坟墓之间，落叶发出哗哗的声响，在四周不停的滚动，不知道它们是在寻觅从地下隐约传出的呜咽，还是要扫除人间所有的血渍和泪痕！北风地，一身寒冷。
重译佛经
玄奘译的佛经，已无人看懂，我们需要一部用现代语文重译的《大藏经》。
车到蝴蝶表厂便进入另一个世界，蝴蝶牌手表流行大陆，就像「伯爵」「劳力士」流行世界一样，那是拥有自己商标的手表。台湾冒牌货再好，却永远是冒牌货，无法创出自己的招牌。孙悟空先生最注意自己的招牌了，每次和妖怪作战，他从不在背后下手，因为那样会坏了他的名头，也就是砸了他的招牌，偏偏台湾商人只要能赚钱，宁可不要招牌。
虽然我们在杨虎城墓耽误了很久，但厂长李云殿先生也只是在我们抵达之前，匆匆赶回。☆
「几乎迟到，」他说，「我刚解决了员工眷属的粮食问题。」
这对我是一件新鲜的消息。
「外国工厂厂长，」他解释说，「只管技术、生产、工资，其他什么都不管。中国厂长却什么都管。」
确实什么都管，包括眷属的住宅、孩子的教育、全体员工的休闲活动、卫生医药，以及他们到长安县、西安市的交通，都要厂长一一解决。像美国的底特律城一样，工厂所在地就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高度自主的社区，有特设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各种运动场所、各种运动器材，还有自然发生的各式各样竞赛，使社区充满了生气。这种情形下，厂长自然成为家长，我们不能想像厂长为什么会为员工的粮食，奔走烦恼？事实上，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如果厂长不出面，员工和眷属就可能陷于断炊。家长制有严重的后遗症，但在某一个角度看，它却是强大的向心力，使大陆工厂的首长，更劳累艰难。
跟随李云殿先生步入欢迎茶会场，交换了很多意见，但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工人干部对我的赞扬，他说，读了我的作品，觉得真是过瘾！这样的赞扬，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但却是第一次有机会解释。我说：「我的作品不是为了我自己过瘾，或别人过瘾而写，我盼望通过高度可读性，而生深思。假如只能产生快感，那是我自己表达方式过于肤浅，十分遗憾。」
在进厂参观时，为了避免带进灰尘，我们都换上拖鞋，罩上白衣──像医生一样，怀着一种虔诚心情。李云殿先生耐心的带领我们参观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对新开发的蝴蝶牌一九八九年型方形圆面手表。回台湾后，我仍然戴到腕上，很多朋友惊讶的询问这个景泰蓝图案，古色古香的手表来源，我总是兴奋的解下腕带，请他们察看镌刻在背面的中文拼音字：Xian Hudie Shoubiao Chang，它跟台湾制造的手表有一点是一样的，都十分准确：但也有一点不大相同，那就是它有它自己的商标。
兴教寺就在表厂附近，那不是玄奘法师当初写经和安葬之所，据说，当玄奘逝世后，唐王朝三任帝李治（武照那个窝囊丈夫）每次登上皇城，都望见兴教寺，十分伤感，遂把庙院和玄奘的坟墓，原样迁到现址。李云殿先生陪我们一齐前去参观。因为距市区太远，当年红卫兵还没有蔓延到那里，所以那座历史性古刹，得以保持原貌。李云殿先生和方丈相识，方丈亲自出来招待，领我们瞻仰各个宝殿，但是方丈老而多病，无法长时间陪伴，他告退后，由他的助理印彻法师引导，特地打开「唐三藏塔」门锁，让我们进去参观，我虽是一个基督徒，但对其他任何教派，都充满尊敬。
印彻法师曾远游广东，在深圳当过主持，见多识广，言词流利，他领我们到一座宝殿，等大家向佛像行礼后，他打开一个玻璃柜锁，拿出两张拓印的《玄奘大师负笈求经像》，推荐说：「这是仅有的两张，非佛教徒买的话，两百元一张，佛教徒一百元一张，我把你们当作佛教徒──优待。」对异教徒反而多收一百元，不知道是惩罚？还是歧视？香华显然不高兴这种地摊型的推销术，淡淡的回答说：「你留下来卖给非佛教徒吧。」印彻一面卷画，一面重复的安慰说（不知道是安慰我们还是安慰他自己）：「不买没有关系，不买没有关系！」他引导我们上藏经楼，楼上四周橱柜中安放着一千一百年前玄奘法师原始的佛经译文，印彻法师表示他可以拿出来翻阅，我坚绝称谢，这是国宝，多一个人翻阅，就加重一次损毁程度。然后，印彻法师请我登上一个铺着锦缎的平台，签名留念。可是当我提笔要签下去的时候，才突然发现那是一个重建藏经楼的捐款簿，我迟疑的抬头望望大家，显然的，他们并不知道我遇到了什么麻烦，对我一直不下笔投来惊奇眼光，印彻法师却向我露齿而笑，我脑海中掠过一道闪光：我要不要马上放下毛笔，立刻出寺！但最后我还是屈服，仿效前面的人捐款数目，写下人民币二百元。二百元是中级官员一个半月的薪俸，经过外汇兑换，对海外朋友而言，实在微不足道，不过应该事先告诉我，如果告诉我，我可能捐出十倍于二百元之数；但我不高兴在压力下捐出一文。
这种感觉并不影响我赞成重建藏经楼。而且我更进一步建议重译当初玄奘翻译的佛教经典。我对玄奘法师的印象，几乎全来自《西游记》。玄奘所翻译的全部经典，和他所着的《大唐西域记》，我根本看不懂，有些信徒买了全部《大藏经》，我怀疑他能阅读几行？基督圣经已经有新译本，佛教经典如果仍坚持玄奘先生的译本，那跟没有译的梵文一样，只能用作考古，不能普渡众生。一部《西游记》的力量，超过正史玄奘的记载；一部用现代语文重译的《大藏经》，将是促使佛教复兴的新的丰富资源。
国家标签
一个很多人都想离开，政府又偏偏不准他们离开的国家，就是封建专制、黑暗落后的国家。
在北京的最后两天，很多大学生到北京饭店看我，最感动的是人民大学一群学生。他们一直等到我深夜归来，定要我去他们学校作一次讲演。在西安停留的时间，三倍于北京，青年们不断的敲门而进，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二点，我的感冒正重，轻微发烧，又不停咳嗽，喉头刺痛，所以不几天就沙哑得不能清楚发音，香华和家人非常担心我的血压（糟糕的是，我没有把血压计带去），但我不愿拒绝他们。有时，香华看我疲倦过度，双目失神，便接过话题，我就靠在沙发背上小睡，我有随时随地睡觉的能力，几乎每次一上车子，我都入睡，有时索性走上后座，一倒头便进入梦境。但香华也有她的新朋友，诗人、女作家、女儿的女同学，所以她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有一次，当一群青年朋友环绕着我，用各种称赞，逼着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救中国时，香华走过来，大声说：「柏杨连他自己都救不了，还救什么中国？不要轻率的崇拜一个人，不要轻率的听别人说的话，要自己用大脑多思考问题。你们这种心态，会使柏杨忘了他是谁！中国人已害了一个毛泽东，还不够么！」那些青年朋友惊愕的呆住，合不住张大的嘴巴。
无法想像的一件事是，我所接触的青年朋友中，几乎都在肆无忌惮的大声抨击共产党，年纪越轻，越慷慨激昂，那简直跟四十年前抨击国民党的情形，一模一样。大陆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大家习惯于被出卖、被陷害，但这些青年对一个来自台湾的陌生作家，却单刀直入的提出他们内心的困惑，一个年轻学者问我：「从前，共产党利用国民党贪污腐败，推翻国民党；现在国民党为什么不利用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推翻共产党？」我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答应带回台湾，转达给国民党！有些青年热血澎湃，告诉我说：「非大乱不能大治，你赞不赞成大乱的主张！」我不知道「非大乱不能大治」是谁发明的？从脉搏上感觉出来，似乎是激进复激进份子的主张。问题是：谁乱谁？谁治谁？这种理论建筑在「我乱你」「我治你」的前提上；如果前提是「你乱我」「你治我」，你恐怕就誓死反对。毛泽东先生有句名言：「革命是粗糙的！」只是都粗糙到别人──像刘少奇先生、张志新女士的头上，等林彪先生要粗糙到他头上时，他就疯狂反扑了。革命是一个神圣的行动，也是一个污秽的行动，只看胜利的果实落到谁手？中国近百年历史，显示一项事实：革命的果实都落到最可怕的反动者之手！西方的革命可以使政治起飞，中国的革命却使政治更堕落、更黑暗、更惨无人道。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民主和人权两个翅膀，所以永远在血泊中盘马弯弓，无法跃升到法治社会。中国已再禁不起一次革命了，犹如一个正在康复中的病人，再也禁不起一次剧烈的拳击一样。我的回答显然出乎他们的预料，因为，连共产党都认为柏杨是偏激份子，大家譁然说：「柏杨先生，你替共产党讲话！」我说：「在台北，也有人认为我替国民党讲话！对一个具体意见，不分析它的是非，却把它抽象化，然后对抽象观念加以反对，是斗争手段，不是说理！」他们说：「如果政府一直死硬，我们难道忍受到底！」我说：「当然不，政府官员必须有相对的回应，不要逼人除了革命外，别无路可走！」青年朋友们对留学生不愿回国，愤愤不平，我认为这种愤愤不平，禁不起分析。大陆十亿人口，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