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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在第二天，忽然来了一个指明要「吴太太的女儿」接听的电话，原来是蒋嘉藩大夫在病历表上查出电话号码打来的，在电话中，蒋嘉藩大夫说明吴太太的子宫癌正在一期之末、二期之初，有百分之六十的治癒希望，开刀并非绝不可能，如果不开刀，也可用钴六十或镭锭治疗，并谆谆告诫曰：「这是一种可以治癒的病，当儿女的，如果不为母亲治疗，怕这怕那，左拖右延，你们会抱恨终身。」就在电话上，足足讲了一个小时。吴女士只好屈服，要他介绍医院，蒋嘉藩大夫曰：「任何一家医院都一样，但马偕医院和荣民总医院，有比较完美的设备。」在放下电话前，蒋嘉藩大夫叮咛又叮咛，把那位孝女的头都叮咛大啦。
马偕医院太远，这位孝心的女儿自己冒冒失失的到荣总打听行情，于是她又撞到了另外一位天使型的医生陈光耀大夫。陈光耀大夫好像十年没讲过话，一听吴女士报告，就向她讲解分析，开导说服，毫无恶医那种嫌烦的嘴脸──附带提醒读者老爷，你阁下如果遇到的医生有嫌烦的毛病，那就不是好兆头，我劝你逃命要紧。陈光耀大夫主要提示的是，绝大多数的子宫癌，都可以用开刀，或钴六十、镭锭治癒的，有些人一听钴镭几个字，就浑身抽筋，宁死也不肯以身试药，结果一个个如愿以偿，在不断哎哟声中，翘了新发型马尾巴。事实上用钴用镭，绝没有痛苦，有识之士和无知之辈，正在这上分野。
于是吴女士住进了荣总，第一次镭锭一个星期，然后回家休息一个星期，然后再到荣总作第二次镭锭一个星期，然后回家活蹦乱跳。直到今天，无病一身轻。但怪事并不到此为止，在此后的五年中，每隔半年，荣总就给病人寄来一张明信片。要病人回答若干问题，像体重如何啦，血压如何啦之类，还要病人在回卡上指定一个到医院做检查的时间，以便医生老爷候驾。
吴家四代同堂，有时乱成一团，相应不理，陈光耀大夫的助手老爷就打电话来催，好像欠他钱似的，非去不可，吴女士一气之下，就跑到陶声洋防癌中心捐了一笔巨款（吴女士不把气生到柏老头上，捐钱给我，却去捐给别人，我一想就伤心，这算啥朋友）。
──这件事的结局也很戏剧化，有一天，吴女士碰见蒋嘉藩大夫，趋前叩谢曰：「大夫呀，我这条命是你救的。」说了半天，蒋嘉藩大夫仍执迷不悟，盖他救的人太多，早记不得啦。吴女士为此一直耿耿于怀。尤其对荣总不满意，盖荣总跟长庚医院一样，也是后门不进红包的，她想送点礼物给陈光耀大夫又不敢，柏杨先生建议由我去送，无奈我有过中饱钱财的背信前科，她又不放心，所以只有烧香念佛，祝福蒋、陈二位大夫，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柏杨先生奉劝各位读者老爷最好多积点阴德，万一御体违和，保佑你别栽到恶医之手。能逢上仁医，你就三生有幸，感谢祖宗余荫也。
抗宰委员会
柏杨先生认为天下最可羡慕的一件事，是洋大人那种家庭医师制度，和洋大人那种私人律师制度，实在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我们整天都在猛嚷现代化，不知道为啥在这两个重要的据点上，偏偏现代化不起来。盖家庭医师保护健康，私人律师保护人权，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最起步的条件。
律师事体重大，三言两语说不完，我们的篇幅只能谈医生。嗟夫，举目四顾，如果遍地都是无情物，这个文化就准有毛病。所以如何抵制恶医，乃是第一要务。柏杨先生年高德劭，智足谋多，这些日子，倒有不少发明，颁布于下，以期读者老爷，父以教子，师以教徒，共同遵循，勿误戎机。
第一柏杨先生上次建议成立「誓死保卫盲肠、乳房、子宫大同盟」，用意之佳，人神共监，但范围似乎太小，据说男人都是没有子宫的，保卫起来，恐怕不太热心。而且桃园县有些医生老爷，对胃仇深似海，以致把胃割掉的记录，据说占世界第一位。胃不过是器官之一，柏杨先生有位朋友，被医生认定了砍杀尔，还锯掉了一条尊腿，如果不列入保卫圈，未免挂一漏万，如果列入保卫范围，又名目繁多，不及备载。所以不如来个包工，组织一个「反对乱割委员会」或「抵抗宰割委员会」。君不见东西番邦都有「维护消费者委员会」乎，我们不过花样翻新，走到洋人前面罢啦。此委员会由被冤枉挨过刀的朋友，和被冤枉进了枉死城的家属，推选出来。经费来源很简单，由政府硬性规定，凡是病人挂号时，像饭店征收税金一样，由医院代为征收「抗宰费」一块钱。这是初诊时的数目，复诊时就征收二元，以后每次递加，盖晋见医生的机会越多，被宰的机会也越多也。其次在买药的时候，代收百分之一。这个数目累积起来，一定可观。委员会就用这笔经费，一则准备打官司之用，二则对医生的品德作广泛的调查，适时的提着恶医的耳朵喊曰：「你阁下该多增加点良心啦。」并为可怜兮兮的病人，指出谁是强盗型的焉，谁是屠夫型的焉，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第二赶快建立病理检查医院。医生老爷不是把尊胃尊乳割掉了乎，就得把割下来的那玩意，送到病理医院检查，研究，看它到底是真是假。报上说，医师公会代表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有两个焉，一曰：「台湾地区的病理医师太少，接不下这件工作。」一曰：「这样的话，病理化验的费用势必转嫁到病人身上。」好啦，用不着提着灯笼找啦，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恶医，理应先揍一顿，以示薄惩。台湾病理医生太少就不设病理医院，这算啥话？夫八十年前，普通医生也很少，难道就不设医院，那很少的医生岂不就得坐在家喝西北风，病人岂不就得躺在家哼哼到死乎。而且「少」「多」又是用啥作标准的，凑够四个人打麻将，不知要凑够几个病理医生，才有资格开病理医院？柏杨先生以为只要有一位病理医生就十分充足。人才是逐渐培养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现在这么多普通医生还不是从一个医生繁衍出来的乎哉。至于转嫁费用，这一点点转嫁和冤枉割掉子宫，或冤枉锯掉一条胳膊，代价比芝麻还小。
第三医生老爷开药方曲曲弯弯，全是英文──大概是英文，说不定还是德法俄西义大利文，反正我们看不懂。若干年前，有人提倡药方要用中文，当时就有一位恶医反对，理由十分新鲜，曰：「写中文的话，病人就会知道他害的是啥病，影响病人心理。」此公真是老虎带念珠，慈悲得离了谱。这些年来，柏杨先生一直为美国佬担心，他们可是看懂英文的──那是他们本国文字，不知道影响心理了没有。最近调查，美国佬害心脏病的人数比例，跟桃园县割胃人数的比例一样，举世无匹。不由大悟，原来跟他们用英文开药方有关，如果用中文开，洋大人傻脸之余，说不定心脏病一体痊癒。呜呼，美国佬何辜，不知道采取愚民政策，竟开人人皆看得懂的药方乎也。也有人说，药方如果用中文写，洋药可能大怒。果真如此，事态就严重啦，算柏杨先生多嘴。不过，假设不是如此，我看用中文开药方，不但维持中国人的自尊，也是防止恶医之道，我这个老毛驴硬是不相信吃了Vitamin可以治病，吃了「维他命」就魂归天国。
第四应该有硬性规定，病人有随时要求复印病历表的权利，像办户籍誊本一样，只要缴上银子，医院就得照发。保密是可以的（好比，柏老害了花柳病，当然不希望嚷嚷得天下皆知），但保密应有一定范围，病人或病人家属，应有一个研究判断的机会。这样的话，一些把肝炎当着感冒乱下药的恶医或庸医，就显出原形，他的药方纵是用阿拉伯文写的都没有用。吾友薛仁贵先生，想当年跨海征东，手拿无字天书，还有王母娘娘解给他听，何况阿拉伯人固多的是也。犹记小的时候，家里人有病，父辈人士，常和医生反覆商量，病也如何，脉也如何，附子三分如何，大黄一钱如何，不但亲切如家人，而且有时医生还大点其头，更改药方。如今哑巴上公堂，完全一面倒，谁晓得他看的症对不对？谁又晓得他开的是啥药？复印一份，可使仁医传名，恶医出汗。
第五病人有到别的药房配药的自由。医生私人诊所或医院，都附设药房，这本来是为病人方便而设，从中取点小利，理所当然，即令取点大利，只要治病，也没啥了不起。但是如果恶医在其中暗下毒手，那就不是开玩笑矣。处方是「乌鲁马七」（谁晓得是啥，英文乱飞，姑以名之），药房心里有数，拿给你「乌鲁马八」，病人老爷两眼漆黑，谁知道是啥。于是十西西变成一西西，一两银子变成十两银子。「抗宰委员会」纵然拿到了复印本的病历表也没有用，医生老爷开的是「乌鲁马七」，俺给你的是「乌鲁马七」呀，你说不是，为啥不当时验明正身？而且财帛动人心，医生老爷只开他药房里有的药，盖药房的药，比起大药店，数目一定要少，尤其私人诊所，大概只有七八九十种，无论啥病，一律捉而灌之。所以私人诊所的药房，应该驱逐出境，医院的药房不得限制病人非买不可。不过抗高一尺，宰高一丈。《中国时报》记者老爷曾瑞钦先生有篇特写，题曰：「医生妙计回扣，病患哑巴吃黄连，处方暗号表示要钱，药价加几成作为佣金。」开药方竟有「有Ｃ」「无Ｃ」之分，有Ｃ者，有糠米薰也。无Ｃ者，无糠米薰也。十块钱的药，可卖到五十元，那四十元就「薰」到了医生老爷的荷包。有一位倒楣的病人一星期单是消炎针就开出一万余元，真能把人坑得得脑膜炎。这就更说明病人有自由购药的必要，同时「抗宰委员会」也应出动人马，向Ｃ宣战，抓住一个，立即斩名示众（这名，包括医生之名和药房之名）。
第六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