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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有志之士怀疑努力没有用矣，努力当然有用。一个人只会点睛而不会画龙，比只会画龙而不会点睛还要糟。只会画龙，他画的不能不说他是一条龙，顶多是一条瞎龙而已。如果只会点睛，画的只是眼睛，天老爷都不能说他是龙，欲求瞎龙而不可得焉。常有些人被认为一夜之间成了名，这「一夜之间成了名」的话，坑人不浅，嗟夫，天下根本没有一夜之间成了名的事，该「一夜」之前，不知道有几千几百个不为人所知却辛酸艰苦的「一夜」也。某些所谓大作家有没有天才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却是知道的，那就是他不努力，不努力当然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就只好归罪于灵感矣。不过灵感这玩艺如果一旦被人深信，也坑人不浅。文坛上关于灵感的故事多的不像话，几乎一个比一个扯淡。有天才再有努力，才有灵感，否则你就是用肉架上挂猪头的铁钩去钩，都钩不出来。
政治上有一种「实干硬干，撤职查办」的嘲弄，因之一些后生小子对真刀真枪型不抱乐观，关于这一点，我敢打一块钱的赌，尽管放心，政治上军事上可以把人打倒，而学术上文艺上，却是谁都无法打倒谁，要倒也是自己倒，要站起来也是自己站起来。真刀真枪要站起来时，不要说十大型挡不住，就是二十大型都挡不住也。
（柏老按：作家十一大类型，是一九六○年代的现象和分法。一九八○年代，是另一种现象和分法，似乎又多了「绿油套裤」，成为十二大类型矣。）
第九卷： 奋飞
提要
《奋飞》是新编成的一本文集，最早的一篇〈方言〉，写在一九五○年作者甫来台之际；最近的是一九九七年作品，有四篇，包括：〈一个台南姑娘的故事〉、〈同登两峰──漫画和小说〉、〈领袖人才的ＥＱ教程〉、〈中国的邓肯〉。这些篇章是柏杨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坐牢、十年《通监》、十年人权之外零星写就的散文，大部份写在八、九○年代。书分两辑，辑一「蓦然回首」，收二十一篇，皆具感性倾向，主要是从自我的生命出发，写方言，有四方之志，却心系母语；写黄河，是原乡的追寻；写义女棣清，并怀亲儿；为父立碑，为怀乡亭作记，亲情、乡情皆扣人心弦，其余诸篇，写张四妹、张子全、江南、王国栋、蒋经国、冯志翔、孙观汉、保罗？安格尔、夫人张香华、台南姑娘许素朱，好友牛哥，甚至于家猫孟子，感性的叙事中传达一个「爱」的真谛。辑二「若有所思」收二十九篇，从自我的思维出发，比较倾向理性的陈述与批判。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命运是作者关心的重点，控诉极权，追求自由与尊严是他为文之要旨。此外，谈文学（他自己的报导文学，大陆作家的文学）、道副刊、说绘画、论读书，皆可见柏杨的人文关怀及问题意识。读完柏杨如匕首般锐利的杂文之后，再读《奋飞》，他那奋飞的生命形象，于是清晰的浮现眼前。
方言
记得我在初中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和几位同学逃学，跑到附近村头的河沟里捉鱼，刚要下手，却被一个不平常的现象吸引住，我们也顾不得捉鱼了，立刻跑上去凑热闹。
那是一群乱嚷嚷的人群，正挤得风雨不透，我是个小孩，一钻两钻，就钻到核心里去。这才发现，当中站着一个推脚踏车的人，脸上和衣服上，一点看不出异样，可是他的举动却奇怪起来，他用一条腿靠稳脚踏车，同时用两只手迅速而熟练的翻动着一本字帖模样的厚簿子，他翻一下，用手指一下，旁边一位本村里的老汉就大声念一句。
「我是福建泉州人！」随着手指，老汉开始。
大家张大了嘴巴。
「蛮子！」有人惊呼。在我们那里，凡是蛮子，都具有特殊魔法，可以把山中的宝物盗走。
那人继续翻动簿子。
「今天来到贵宝地！」老汉继续念。
大家没心听，只打量那个人会不会从口袋中掏出霞光万道的捆仙索。
「向各位介绍一种专治皮肤病的硫磺软膏。」
啊，原来是个哑吧卖药的，没有人肯上当，于是，一哄而散，有的妇女拉着小孩跑得飞快，彷佛魔鬼在后面跟着。
我因为从小泼皮，不大骇怕，挨进去掂脚一看，那本字帖模样的厚簿子上，写的完全是些互不连贯的各式各样语句，密密麻麻排列着，那个人需要某一句表示意思的时候，他就翻出来指着那一句。
一文钱的药没有卖掉，那个人怅惘的骑上车子走了，临走时，他礼貌的说了几句上帝才懂得的致谢话（这从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望着他那枯瘦而孤单的身子消失在山麓霭气里，我那时虽然还是一个孩子，但我已感觉到当一个异乡人，尤其是一个言语不通的异乡人的悲哀。
抗战爆发那年，我十七岁，日本军队的箭头指向黄河，我不得不离开相依为命的老父，到处流浪。
从此，我开始尝到那个卖药的所尝到的滋味。
最初，我流浪到湖北，我这一口典型的河南土话，常常使听的人皱眉。刚跨过武胜关的第一天，住在鸡鸣早看天的客栈里，就碰到平生以来因说话特殊而招来的惩罚。
「有面吗？」我问。
「没有。」
「那是什么？」
「饭。」
「饭和面有什么区别？」
我还是一直到后来才晓得在长江流域以南，饭和面确实不是一样东西。所以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听到老板和老板娘子窃窃的私语。
「这是个侉子！」
「吃小孩的，」女人吃惊的说，「把小孩肉剁碎蒸包子卖。」
我不禁汗流浃背，脚步也变得踉跄，像掉在莫测的陷阱里一样，我感觉到一阵阵无助的凄凉。
后来到四川，我从「佳子」变成「下江人」，下江人在四川人的眼中和河南人眼中的蛮子，湖北人眼中的佳子，有同样的意义，那就是：不可靠，不老实，狡滑欺骗，楞头楞脑，满怀诡诈的异乡人。「没关系」变成「木来头」，「什么」变成「啥子」，「馄饨」变成「抄手」。在我读书的学校里，班上四十余人，本省人（四川人）和外省人（下江人）各占一半，可是，四年同窗，两个集团坚持着各用自己的言语交谈，以至等到毕业，劳燕分飞，大家就更冷漠了。
抗战胜利，到了东北，我从「下江人」又变成「关里人」。我曾经和一个朋友的家庭建立起来很好的友谊，他的母亲把我当作自己儿子样的看待，很多事情都教我去做。一次，她吩咐我：
「替我把药罐拿来，就在门后，麻烦你。」
在口音上，东北人的「药罐」和河南人的「尿罐」完全一样，我迅速的跑到厕所门后把尿罐拿到富丽豪华的客厅，天下没有比这个更尴尬万分的了，我在大家猪肝似的颜色下，简直无法下台，就是到今天，一提起这件事，我还禁不住要自打嘴巴。
再以后，到上海，我把「水不开」当作「四百块」。到甘肃，我弄不清「嘎洼」就是「小孩子」。
现在，来到台湾，我又变成「外省郎」了。
「他」变成「一」，「吃饭」变成「加本」，「拉屎」变成「邦赛」，「不知道」变成「木在样」。言语拉开了距离，瞪眼的次数比从前更多，相对无语的情形比从前更广。因为我的舌头厚，天生的言语白痴，所以我知道在这方面所受的惩罚，不过刚刚开始！
屈指算来，流浪在外，整整十八年，处处无家处处家，异乡彷佛是故乡，千言万语，有时虽无法表达，或是无法领略，然而，放开一点热情，「换我心为你心」，一定会知道我这个可怜的「佳子」、「下江人」、「关里人」，以及「外省郎」，是如何的摰爱着异乡的朋友！
──一九五○？一？台北《自由谈》
冷暖人间
──两个天地间的任显群和顾正秋
现在，让我们进入一个冷暖人间。我费了一天功夫，在丛山中访问到我要访问的男女主角，曾在他那间真正的用稻草覆为房顶的茅屋门前，伫立三四小时之久。仅只不过九年前，茅屋主人门前尚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冠盖云集，嘉宾如云，主人的一句话能使人哭，也能使人笑，奔走在他门下的那些各色人等，真是用尽方法谋见主人一面，见面之后再用尽方法谋求主人的欢心，而主人并不是平凡庸碌之辈，所以谋求他欢心并不容易，仅仅谄媚还不够，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能力，于是，不仅是门庭若市而已，而是，比门庭若市还要更加多彩多姿。
只不过九年时间，我在他已居住了整整两年的茅屋门前，伫立了二三小时，看不到有人拜访，门前甚至没有麻雀，也没有苍蝇。太平洋就在山脚下轻拍着海岸的岩石，听不到一点声音，显得有一种不能忍耐的寂寞，只有从广场上传来孩子的呼叫，从田亩间传来耕作的喊声，回想前尘，连记者也觉得恍如一梦。
这个茅屋的主人，就是一九五二、三年间，在台湾烜赫一时，炙手可热的财政厅长任显群，主妇就是国剧界迄今仍没有人能赶得上的坤伶顾正秋。他们的结合，和当初英王爱德华和辛博森夫人的结合，受到同样的、甚至更多的非难和更多的打击。地位上讲，这个比喻有点不伦不类，但他们不顾一切，为爱情宁可牺牲荣华富贵的精神，却是相同。在中国，徐志摩、陆小曼是写下第一页的人，然而那是文化人佳话，政坛上的人因为多半充满了现实感和势利感，因之任显群的举动，便更动人心弦。──他和顾正秋的婚姻是「冷」和「暖」的转捩点，在他们结婚之前，是一种天地；在他们结婚之后，又是一种天地。而这婚姻的本身，也有它的转捩点，那就是任显群五年前入狱的那一段时间，所有的人似乎都在看一个非演出不可的笑话──那就是顾正秋一定会绝裾而去，她可能藉口去美国，去日本，或是索性去瑞士看病，或是重披歌衫，恢复以前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