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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如此简单。”
“怎么讲？”西蒙斯问。
“要是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为福莱斯特召开一个听证会，宣布她没有过失怎么办？”特朗布尔问。“她可以反过来指控我们损坏了她的名誉。有损于一个人业务能力的贬损言辞和行动倘若与事实不符，本身就是诽谤污蔑。只要州委员会认为她的做法构不上失误，便是证明我们的言辞不真实的确凿证据。医生们，你们面对的是几百万元的官司，对象是这所医院和你们每一个人。”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解脱自己，不冒那样的险？”威尔德曼问。
“让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指控她。让他去冒污蔑诽谤罪、输掉一场代价昂贵官司的风险。”特朗布尔建议说。“我们谁也不指责。”
“可对那个女人我们要采取措施！”西蒙斯仍坚持说。
“等州委员会做出决定，认为她的职业行为出现过失，你们再辞掉她也不晚，这样便免除了打官司和遭人报复之虞，”特朗布尔说。
“在此之前怎么办？”西蒙斯问。
“我觉得卡明斯医生已找到了理想的答案，”特朗布尔说。“让她回避给病人治病，这样就减轻了我们的风险。”
“换句话说，”所罗门从他坐着的地方反对说，“我们把这个年轻女人软禁起来，不让她行医，等待着对她的公开审判。这样我们就可以干得干净利落，法律上别人又抓不住把柄，所以谁也吃不着官司。”
特朗布尔一听此话气得脸色通红。卡明斯急忙插话说：“要是州委员会认为一个医生能力不合格，我不认为处理他是‘公开的审判’。”
“当然不是，”弗罗因德答道。“我们万不能使用不雅的字眼，免得日后打起官司来被人用未当成我们的罪证。先生们，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我们自己，置一位年轻有为医生的利益于不顾是怯懦的行为。”
然而与会者的表情透露出，几乎没有人呼应弗罗因德的主张。
次日下午，凯特·福莱斯特来到小儿科的神经科病房。她尽管个人问题悬而未决，却经常去看望小玛丽亚·桑切斯。玛丽亚稍恢复了一些，对外界有了一定的反应。凯特便每次探望她时都给她带一个不太贵的小礼物，如布娃娃、涂颜色的图画书等。一次玛丽亚说凯特身上的味儿很好闻，她便给孩子带去了一小瓶香水，那是几个月前她和沃特尔参加一个股票交易晚餐会时得到的礼品。
凯特像往常一样踱到玛丽亚的病房门口，往里窥了一眼，看到并没有住院医生在给她做检查。玛丽亚今天独自睁眼躺着，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
“玛丽亚？”凯特轻声唤道。
孩子立即将脸扭向门口，从床上坐起来，黑眼睛因期待的喜悦而变得骤然发亮。凯特将礼物藏在身后，悄悄步入房间。她手臂一挥，把装演漂亮的礼品呈现出来。孩子伸手抱住，迫不及待地撕开金色和红色的包装纸，发现是一本书。这次不是涂颜色的书，而是一本识字书，凯特打算教玛丽亚认字。
封面的鲜艳色彩令玛丽亚激动万分，伸出双臂搂住了凯特。她们正拥抱时，哈维·戈尔丁医生匆匆地走进病房。他见状显得有点尴尬。“凯特，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当然可以。”
她轻轻推开玛丽亚拥抱的胳膊，走到门口戈尔丁站立的地方。她以为玛丽亚的诊断中恐怕出现了不妙的发展。也许进一步的检查又发现了由于虐待而引发的到目前尚未暴露的神经缺陷。
哈维用手势把凯特招呼到走廊上。凯特立即压低嗓门儿，用孩子听不到的声音问：“哈维，他们有没有决定怎么安排玛丽亚？”
“我争取把她留在这儿。市里想在法庭判决之前先给她找一对儿养父母。恐怕这办法不行。”
“可我觉得养父母总比住院费便宜，”凯特坦率地说。“如今事事都不得不考虑费用，真没办法。她在这儿过得很开心。每次我见她都觉得她越来越好。”
“正因为你看她她才越来越好，”哈维纠正凯特。“不过你自己的事已经够烦心的了，其实不必再麻烦往这儿跑了。”
“不麻烦，我觉得她特可爱。她需要有人爱。也说不定是我需要有人爱。”
“说实在的，”哈维·戈尔丁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哈维？”凯特直言追问。
“卡明斯已经发了命令，不让你在医院里任何有病人的场所停留。”
“我又没给人治病，只是探望一个孤独的孩子。这又能怎么样？”凯特悻悻地说。
“他怕你的出现会引起种种谣言，对此他非常敏感，对不起，凯特，对你说这个实在差劲，但我别无选择。”
“我明白你的处境，”凯特说。“我进去说声再见就走。”
她走进去，见玛丽亚正用小手抚摸着新书光滑的封面。她抬头朝凯特粲然一笑，然后打开书，让凯特给她读。
“玛丽亚，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大人管这叫告别礼。”
“告……别礼？”孩子重复着。“我要离开这儿了吗？”
“不，玛丽亚，是我要离开。”
泪水涌上孩子的黑眼睛。“你离开？”她问。脸上流露出痛苦。
玛丽亚不悦的神情和哀求的目光令凯特改变了主意。“不，不是，我不走。”她在床沿儿坐下，将孩子搂在怀里，打开书教了起来：“玛丽亚，这是字母A。跟我念，A。”
孩子顺从地念出来。
她们念到字母E时，凯特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她扭过头，见哈维·戈尔丁伫立在门口，于是等待着他的责怪。
“凯特，你要是不走，至少也应把门关上，”戈尔丁说。他冲她一笑，退出房间，把门带上。凯特又转过身对玛丽亚说：“E。这个字母念E。”
当凯特·福莱斯特鼓励小玛丽亚展示自己刚学到的知识时，市长执行秘书办公桌上的一部机密电话响了起来。它的响声很执着，仿佛急需答复。
“市长办公室，我是马德琳，”秘书低声说，她十分清楚，这个没有上电话簿的号码只有为数很少的人才能打进来。
“我得跟他说句话，”一个男子的声音说得很坚决。
“施瓦茨曼医生？”马德琳·科尔曼认出了说话人。
“是我，”验尸官答道。
“我马上接通他。”
市长把他办公室的来访者打发走后，施瓦茨曼听见他说：“艾伯？”
“我说，等到葬礼完后冉公布验尸报告我可以办到。但尸检结果我不能改变，”施瓦茨曼解释道。
“很棘手吗？”市长问。
“我发现的结果施托伊弗桑特肯定不喜欢，”验尸官说。“死因只能如实说。”
“死因是什么？”
“大出血。原因是宫外孕破裂，”施瓦茨曼说。
“你说的对，施托伊弗桑特不会喜欢这个结果。”
“我不能篡改，否则就是犯罪。”施瓦茨曼说。
市长沉吟片刻，说：“艾伯，要是不得不向新闻界透露结果的话，就简单地说‘大面积内出血引起死亡’。”
“可由于此事涉及到施托伊弗桑特，要是媒体非想刨根问底怎么办？”施瓦茨曼问。
“我可以对施托伊弗桑特说，我们已尽了力不让报界知道。毕竟下个月的议员聚会上，我们得求他资助一笔比以往更大的募捐。”
“对。在发布会上，我只说‘大面积内出血’，仅此而已！”施瓦茨曼赞同地说。他思索了一下又说：“哦，对了，你跟施托伊弗桑特通话时，建议他把尸体火化。”
“火化？为什么？”市长问。
“要是打官司的话，他不会高兴别人把尸体挖出来重新检查，”施瓦茨曼说。
“为什么？你还发现了什么？”市长问。
“没什么。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别的我什么都没查。”
第十五章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葬礼在第五大道的圣汤姆斯教堂举行。市长派遣了一小批穿制服的警察奔赴现场，以便尽量减少新闻和电视媒体以及大批好奇旁观者的干扰。
葬礼预定在上午十点钟开始，九点半，显赫的人物已陆续到达，由教堂执事引领着在指定的靠背长凳上落座。
先赶到的宾客中包括市长。送葬者中还有《幸福》杂志列出的全国五百家首富公司的男女代表。但主要宾客却由施托伊弗桑特自己的公司以及对他的募捐有感激之情的众多民事和慈善组织的雇员组成。
座位被坐满，所有被邀请的哀悼者都到齐后，教堂便敞开大门，对公众开放。前来的好奇者中有希图一睹名流显贵风采的中年男女；还有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些曾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同学或朋友。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亦夹杂在人群之中。她蹬上棕色的已磨损的台阶，同其他人一起步入高大的教堂。她抬头看向雕饰华丽的圣坛，上面摆放着擦得很亮的黑木棺材，棺材表面不事雕琢朴实，棺盖紧闭。
唱诗班在远处轻轻哼唱着，教堂里回响着幽幽说话声，这时身披法衣的牧师从圣坛一侧的门里走进教堂。紧接着，对面的一扇门亦开启，一位引座员领着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父母走了进来。诺拉·施托伊弗桑特一身黑衣，面容被一面纱巾遮住。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身披黑色大衣，穿条纹裤，硬领白色衬衣，打着条纹灰色领带。他高大强健，身材魁伟，脸色因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外貌、资金和政治权势——他都是权力的化身。
施托伊弗桑特见他妻子步履蹒跚，便搀扶她走至前排座位上。他俩一落座，唱诗班便高声吟唱起赞美诗篇。在此期间，凯特·福莱斯特警觉地环顾着四周的人们。她发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