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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军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碉堡”。刑讯室设在原来的一个弹药库里，有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到那里去。囚犯用滑车吊起来，惨遭前一个世纪的酷刑：夹手指，勒脑袋，电刺，用烧红的铁棍火烙，木桩刑等等……要是刑讯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党卫军头子史密特便放他的狗去撕咬受刑的人。撤退这个集中营时，看守们消灭罪证，清除刑讯室里最容易暴露的设施。他们没有料到幸存者会记住一切，使真相得以大白……
战后，当法院调查案情时，把史密特押到现场。不用说，他若无其事，认为都是事实，就是不承认那些惨况。不过他补充说，把犯人吊起来，再让他们掉在木桩上，那些木桩稍为高了一点！
“红色乐队”好几个队员是在比利时被捕的。自从艾弗雷莫夫变节以后，我们就再也不知道被捕的人的下落了。情报继续用他们的名义发出去。德国人设法让人家相信他们已被收买了过去，仍旧在活动……只不过掉转枪头罢了。实际上，我们的电汛员被关在布林敦克，隔离开来，惨遭拷打，根本没有参加什么“赌博”。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比利时当局通力合作，进行了调查，取得丰收，搜集到极其有意义的材料。
首先，我想谈谈温特林克的情况。大家想必记得，他就是“红色乐队”的荷兰组组长。1942年9 月16日，由于艾弗雷莫夫出首，他被捕了，从那时起，便下落不明。好几个研究‘红色乐队”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德意志联邦的，在战后写道，我们这个同志答应了同别动队合作，1944年他居然逃跑了，当然是乘坐敌人的兵车逃跑的‘。我不愿相信这种别有用心的说法。于是开始进行调查，所得结果只能与之相反：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温特林克最初关在布鲁塞尔的圣·吉尔监狱，1942年11月18日转移到布林敦克。与此同时，他的电台重新开始发报……要是相信我们那些研究“红色乐队”的专家，他就只能在两次受刑的空隙里发电报了；的确，这就是两年来这个所谓“投敌分子”的命运……真正的投敌分子，投到德国一边，象艾弗雷莫夫之流，他们住在舒适的住宅里，同地狱般的炮台牢房有天渊之别。
1944年7 月6 日，温特林克被押回圣·吉尔监狱，同日，在国家射击场遭到枪决。为了隐瞒他的死亡，刽子手们施展他们的惯技，在他的墓上刻上“无名氏”几个字。
我再说下去：报务员奥古斯特·塞赛，也是所谓德国人“招降”的人：他在1942年8 月28日被捕，关在布林敦克，直到1943年4 月，被判死刑，转送到柏林，1944年1 月被处决。
伊兹布茨基（ 博布） ：电报用他的名义发往莫斯科……
其实，1942年8 月被捕后，就送到了布林敦克。他被带去同马克斯·勒斯巴德对质。马克斯是萨拉·戈德堡的小叔。
勒斯巴德从奥希威茨回来后说：“博布被折磨得人都认不出来了”。至于伊兹布茨基则于1944年7 月6 日在柏林查洛登堡监狱被处决。
1942年6 月，阿拉莫和卡米也落入布林敦克监狱。受刑后，于1943年2 月18日由罗德主持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 月30日，卡米被枪决。但是，我居然能营救了阿拉莫。我那时想起了他姊姊同莫洛托夫一道工作。1943年初，有一次我同杰林谈话时，向他“透露”阿拉莫是苏联人民外交委员的侄儿。别动队头子向戈林报告。戈林便决定暂缓他的死刑，只判了他流放。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有人在意大利边境的一个集中营发现了他的下落。美国人把他放了出来。以后交给了苏联当局。
索菲·波兹南斯卡，阿特雷巴德街的密码员，1942年9 月28日在圣·吉尔监狱的牢房里自缢身死。
索科尔夫妇1942年6 月9 日在拉菲特区被捕后几个月，也来到了炮台受刑。我们从当时的一名女囚那里获悉他们所受的苦难。
贝蒂·德帕尔塞纳尔夫人写道，宪警用尽一切手段来逼索科尔夫人的口供。他们用手铐把她双手反锁起来，就这样让她等了好几天，然后叫了几个党卫军来，进行威吓，最后一次叫她“老实”点；然后进行了几次对质，重重地打了她好几记耳光，接着用刑。
审讯员扭住她，好象她是头猛兽似的，用手捂住她的嘴巴，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在地上。通到那间屋子去的是条又窄又暗的走廊，墙壁就象坟墓里的一样……这间屋子没有窗户，从来不通风，一股烧焦了的肉味和霉味直冲鼻子，令人恶心。里面只见一张桌子，一条凳子，一条粗绳缚在天花板的滑车上，一个直通布鲁塞尔宪警机关的电话机。审讯员命令她跪下来，趴在板凳上。皮鞭抽下来，一次，两次……
宪警知道要打得更狠才行。在场的有集中营头头和两个党卫军，警犬，应有尽有，一样不差。手铐松开后，她得把双手伸向前，宪警把铁料摆布好，勒紧一扣，然后系上绳子，这样，犯人的身子就可以一点一点接连地猛拉起来，直到只有脚尖刚踮地面。鞭子象雨点一样抽下来，皮鞭不够硬，使用警棒，最后用一根坚硬无比的棍子打。她惨叫着，这样可以少痛苦些。但她始终不说话。
审讯员暴跳如雷，汗从额角流下来。他决定把绳子拉高，这样，犯人整个身体便悬在空中，身体的重量完全落在手腕上，钢手铐的棱割到肉里去。由于身体摇晃，棍子就不那么吃劲。于是审讯员打个手势，副手便扑了上去，抓住犯人，使她的身子垂直不动，棍子便打得更有力。她再也受不住了，昏了过去。当她醒过来时，只见双手瘀黑，完全不成样子了。她挺起身来，再准备对付她的敌人。他们更加狂怒。
于是，先前一幕又重演一遍。人再次昏死过去。这一天，刽子手只好暂且罢手。
这种待遇，索科尔夫妇忍受了好几个月。他们电台发出的六百份电报的密码，他们是知道的，但直到最后一刻，始终保守秘密。为了压服他们，刽子手让索科尔夫人看着他们折磨她丈夫，反过来又让她丈夫看着她受刑。索科尔病倒了，体重减到三十七公斤。对他们的抵抗力，连医生也惊奇：“嘿，他还没有死，是个硬命的。人的机体竟能熬得住那么长时间，真叫人吃惊……”
， 但是集中营头子要把他结果掉。他做到了，他把狗放出，来吃掉索科尔。
索科尔夫人在德国一个集中营里，因过度虚弱而死亡。
… 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珍妮在布林敦克监狱关了四个月。
她遭到她的同志们相同的命运。落入布林敦克的还有负责‘同荷兰联系的联络员，莫里斯·佩珀，1944年2 月28日被枪决。还有让·约瑟，在他家里找到了一部发报机。莫里斯·伯布莱是西梅克斯公司的法律顾问，在布林敦克熬了几个月，常常被“请”到刑讯室，1943年于柏林被枪决。荷兰组的组员威廉·克鲁伊空投跳伞时已经六十三岁，着陆后就马上被捕。他吞吃氰化毒剂，但没有死。盖世太保毒刑拷打他，逼他供出一起空投的人是谁。他咬紧牙关不说。德国人把他带到陈尸所，把盖着他同伴尸首的单子掀开：这是他的儿子，着陆时就给打死了。克鲁伊又被带回布林敦克，后被处死。
在布林敦克审讯时遭到“狗刑”的，还有1942年西梅克斯公司的经理纳扎林·德拉伊，1943年1 月6 日，他在一个女友家里被捕。他腿部给撕咬得血肉模糊，送到安德卫普医院，把腿截去”。回到布林敦克后，被判死刑。他被解送到柏林，所乘火车还运送在法国和比利时被捕后流放的大部分“红色乐队”成员。他的妻子杰曼和两个孩子也在同一列车内，她看见他走过去，两个盖世太保押着他，苍白得象死人，她都认不出他来了。有人用手肘捅了她一下：“嗨，这是你丈夫啊！ ”
她找到个机会在走廊里同他呆了五分钟。他对她说：“你看见了吗？ 我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他。1943年7 月28日，他在柏林被斩首。他的夫人在柏林的监狱里关了很长时间。她先后到过拉文斯布拉克，舍恩费德，奥里阿南堡，被判决处死，将于1945年3 月19日在那里受煤气毒刑。 但是15日英国空军轰炸这个集中营。她逃跑出来。她不会游泳，竟然越过了一条运河。以后，她告诉人家说： “当时我好象在水面上行走”。盖世太保把她抓了回去。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她参加了死亡行军，但却九死一生，永远记住这一切……
在这列火车里，还有科尔班、贾斯帕夫妇，罗伯特·布雷耶、苏珊·广德，施奈德夫妇、格里奥托等，他们都是在法国被捕的。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在比利时被捕的人：查里．德拉伊，他是纳扎林的兄弟，还有罗伯特·克里斯坦，制作卷烟的路易·特维内，油漆工艺家比尔·胡里克斯，他出租住宅，给他的朋友阿拉莫帮了大忙。还有亨利．罗希，他是玛格丽特·芭扎尔的一个捷克亲属，但池主要同英国情报机关联系。由于害怕各情报网之间发生混乱，1942年，他退出了西梅克斯公司，12月份被捕，在莫托森集中营因过度虚弱而死亡。
“红色乐队”有二十七名战士曾关在布林敦克，其中十六人被判死刑，其他的被送到集中营，打上可以就地处决的戳子。 由于贝蒂·德帕尔塞纳尔的见证，我们得悉，1943年4 月，在柏林莫阿比监狱的死囚牢房里，关着珍妮，格罗斯沃格尔、卡特·沃尔克内，苏珊·广德，丽塔·阿尔努尔和弗罗尔·维拉斯特。她们面对死亡的大无畏气概，使她们的看守们都不得不赞叹……到了晚上，苏珊，广德唱歌，弗罗尔跳舞。1943年7 月3 日晨被押到刑场时，丽塔·阿尔努尔请求弗罗尔宽恕她在阿特雷巴德事件后暴露了弗罗尔的丈夫斯普林格的名字，弗罗尔原宥了她。卡特听到被判处死刑，高举拳头，向法庭高呼：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