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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建立在基数效用基础上的分析并不是经济学理论中必要的组成部分，而建立在序数效用基础上的偏好显示和选择行为，才是构成经济学大厦的必要基石。每个人的内心状态和价值判断都不相同，因此基数效用在操作上完全不可行。序数效用论决定了每个人内心的偏好顺序，这种偏好顺序又由消费者无差异曲线表示出来，因而也就合乎逻辑地以偏好指数建立了需求理论的基础。这是希克斯和艾伦在20世纪30年代早就证明了的，萨缪尔森更是认为效用就是偏好，并通过偏好和选择行为建立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也是建立在效用这个基本概念上的。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因此在其分析框架中，最有用的概念莫过于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对此，阿玛蒂亚·森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部分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华，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森对帕累托最优这个福利经济学核心概念的讽刺在很多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了共识。帕累托最优仅仅关注经济效率方面的最优化，而没有关注效用分配方面的最优化。没有了效用分配的最优化，没有了人类之间的平等感和满足感，仅仅经济效率能够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大化吗？
幸福与效用不是等同的概念，幸福感来源于与其它人的比较，这一点已经被心理学家和伦理学家所证明。一个赤贫的不幸的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十分低下，他对自己的未来生活的期望也十分有限，这些人更容易满足于清贫的生活，而生活的每一点微小的改善都可能给他带来巨大的效用和满足感。在这个清贫的人身上，效用获得了巨大的满足，但是我们仍然很难把他看作是幸福的。那些地位微贱的人，乞丐、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劳动者以及贫困的妇女，他们常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点生活改善都会使他们感到快乐，而且他们还随时准备着承受更大的不幸。效用并不能充分代表人的幸福和福利，效用也不是我们在分析人类行为中最好的概念。以效用为核心概念的福利经济学因为对效用概念的滥用而作出很多带有误导性的结论。
在《幸福与经济学》这本书中，作者充分显示了效用和幸福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从一方面而言，效用和幸福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独特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社会地位、偏好指数以及预期来判断效用和幸福。因此，当一个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妇女声称自己“感到非常幸福并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产阶层职业女性声称自己“感到并不幸福而且对未来很悲观”的时候，你一点不用感到惊讶。但是这是否说明幸福是完全主观的、不可计量的、不可验证的概念呢？实验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一些最新成果表明，在某种条件下，我们可能有希望比较精确地衡量幸福，当然幸福衡量的指数体系本身也具有某种主观性。同时，运用对幸福的自我报告而搜集的经验数据，对于我们比较不同人群的幸福感的差异也是有帮助的。因此，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幸福的主观性和不可计量性，也必须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可以获得若干被广泛接受的要素，来比较不同人的幸福感。不过，对于那种通过快乐仪（hedonometer）来测量人的主观幸福的生理学方法，我却有些保留意见。生理学意义上的幸福，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只有在被置于社会性视角内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否则与单纯的动物性快乐没有任何区别。
三、经济学家怎样讨论幸福
下面我们该谈谈经济学家怎样讨论幸福了。从影响人类幸福的注重要素而言，经济因素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绝非全部。这些因素包括：个性因素，如自尊、自控、乐观、外向和精神健康；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水平；经济因素，如个人收入、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情形性因素，如具体就业和工作条件、工作单位的压力、与同事亲戚朋友的人际关系以及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体制性因素，如权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权利等。
经济学家显然会更多地关注影响幸福的经济因素，如收入（包括国民收入和个人收入）、通货膨胀、就业、分配以及自由交易。在这些所有因素中，收入、通货膨胀、就业这三个因素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但是这些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而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结构，有时经验研究的结果令人惊讶而发人深省。比如，尽管很多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幸福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反对这种武断的说法。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58）、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1974）和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1976）都曾宣称收入与幸福之间不存在那种直接的关系。这就涉及几个最为关键的问题：第一，富足国家的人们是否比那些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第二，是否收入的增加在长远时间里会提高幸福水平？第三，在一个国家里，那些有高收入的人是否比那些低收入者更幸福？
答案是复杂的。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经验研究证实了生活富足的国家确实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有更大的幸福感。但是平均生活满意度并不是财富的简单线性增函数，而是呈现出这样一种曲线关系：在较低的发展水平，收入的增加能够显著地有助于幸福度的提高，但一旦达到某种限值水平之后，收入对幸福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效应。在《幸福与经济学》一书中，收入对幸福的积极效应与社会体制以及公民权利的普遍受到尊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反向的因果关系也存在，即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越强的国家，其公民工作努力程度也越强，从而体现出更大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从而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
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经验表明，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收入有着明显的增加，但在同一时期内，那些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却显著下降了，收入与幸福呈现一种剪刀差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金钱不能买来幸福”，因为这种幸福感递减的现象与一个人的抱负水平和期望值有关系。当一个人最初收入产生增加时，它给这个人带来的幸福感会非常显著，但当这个人的抱负水平和期望水平随之调整时，这种幸福感就会慢慢消失。
对于第三个问题，在一个国家中，民众的幸福水平与收入也存在着某种积极的关系，尤其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下，这种随着收入提高而带来的幸福增进就越显著。但是在瑞士却存在着相反的情况，即高收入的群体的主观报告幸福竟然比低收入者要低。相对收入理论和适应调整理论都可以对此作出解释。
经济学家还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对人类幸福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因素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时，其方法更多地依赖于客观数据，这些数据既包括总量的统计数据，也包括经济学家在问卷调查和实验中所获得个体数据。客观地说，经济学家的方法是单一的，在解释这些经济因素与主观福祉之间的相关关系时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直觉的成分。
四、不幸福的经济学与人类的命运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类的理性，这种理性意味着人们总是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所有资源禀赋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换句话说，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但是很不幸，大量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都证明，人类是很不理性的，有时候人类是完全非理性的，至少人类是有限理性的，不是完全理性的。
在很多时候，人的理性还存在着这样的悖论：即每一个人的看起来非常理性的行为，会引发集体的非理性。从每一个个体而言，我们似乎都是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的理性人，可是全体理性人的行为的总和，却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结果。理性的过程与不理性的结果荒谬地共存，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
人类的很多不幸福就是来自于人类的非理性、有限理性和集体无理性。比如，农民为了获得较高的农作物产量，在自己的耕地里施用大量的化学肥料。这些化学肥料使得农产品的产量激增，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同时也刺激了化学肥料产业的繁荣。因此，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都有所提高。但是同时，这种似乎理性的行为却带来食物质量的下降，导致人类的健康水平降低，使得很多人受到疾病甚至残疾的折磨，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人类的幸福水平。个体的理性行为在给整个经济带来更多经济效率和产值的同时，却显著降低了人类的总体幸福水平。从无数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获得一个比较保险的结论：自利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能够增进人类幸福是一个危险的假设。它有可能把人类引向一个完全相反的命运。
不幸福的经济学中还常常会涉及人类社会对于经济总量的荒谬计算。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有趣的例子是：有两位母亲，原来各自在家中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母亲尽心尽力，孩子们也充分地享受着母爱和幸福，但国民经济不会因为她们的劳动而产生任何变化。后来，这两位母亲来到劳动力市场，双双作为保姆彼此到对方家里照管对方的孩子，她们的劳动因此而产生了经济效益，当地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