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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区域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无庸讳言，时下所见大量的区域研究作品中，具有严格学术史意义上的思想创造的还是凤毛麟角，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有一些心怀大志、勤奋刻苦的学者，穷一二十年功夫，最后发现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一场既有思考和写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戏。传统社会区域研究中，学术创造和思想发明明显薄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术从业者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的严重缺失。这套丛书在选录著作的时候，力求尽量避免这样的阙失，但不得不坦言的是，要达致理想的状态，仍需要很长的过程。
眼下的区域研究论著，除了有一些作品仍旧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外，还有许多作者热衷于对所谓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记忆的归纳。这种做法似是而非，偶尔可见作者的聪明，但却谈不上思想创造之贡献，常常是把水越搅越混。对所谓“地方特性”的归纳，一般难免陷于学术上的“假问题”之中。用便于记忆但差不多可到处适用的若干文字符号来表述一个地区的所谓特点，再根据这种不需下苦功夫就能构想出来的分类方式，将丰富的区域历史文献剪裁成支离破碎的片断粘贴上去，这样的做法再泛滥下去，将会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继续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相当遥远的距离。要理解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做法不是去归纳“特点”，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面。我们多明白一些在历史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人们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特别是要办成事时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规矩，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内在的运行机制，就会多一分“理解之同情”。当然，要达致这样的境界，“回到历史现场”的追求，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在传统中国的区域社会研究中，“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提倡“区域研究”的时候，不少研究者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国家—地方”、“全国—区域”、“精英—民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分析历史的工具，并实际上赋予了“区域”、“地方”、“民众”某种具有宗教意味的“正统性”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关于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记载相当完备，国家的权力和使用文字的传统深入民间社会，具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社会”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的国度来说，地方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发现其“合理性”的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地域社会研究，是难免“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的。既然要求研究者在心智上和感情上尽量置身于地域社会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具体地体验历史时期地域社会的生活，力图处在同一场景中理解过去，那么，历史文献的考辨、解读和对王朝典章制度的真切了解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对所谓“民间文献”的解读，如果不是置于对王朝典章制度有深刻了解的知识背景之下，也难免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可把“国家—地方”、“全国—区域”、“精英—民众”之类的分析工具，简单地外化为历史事实和社会关系本身，不可以“贴标签”的方式对人物、事件、现象和制度等做非彼即此的分类。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才可能在认识论意义上明了区域研究的价值所在。
在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时，要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在做区域社会历史的叙述时，只要对所引用的资料所描述的地点保持敏锐的感觉，在明晰的“地点感”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序列重建历史的过程，距离历史本身的脉络也就不远了。在谈到地域社会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到，研究者在某一“共时态”中见到的地域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地域支配关系的“空间结构”，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地域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叠合的动态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时间历程”。对“地域空间”的历时性的过程和场景的重建与“再现”，常常更有助于对区域社会历史脉络的精妙之处的感悟与理解。
丛书的另一风格，就是强调文献解读与实地调查的结合。只有参加过田野工作的研究者才能真正理解，独自一人，或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同行，走向历史现场，踏勘史迹，采访耆老，搜集文献与传说，进行具有深度的密集讨论，连接过去与现在，对于引发了兼具历史感与“现场感”的学术思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置身于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的自然和人文场景之中，切身感受地方的风俗民情，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场景和记忆中阅读文献，自然而然地就加深和改变了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在调查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他们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不会比官修的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但在那样的场景之中，常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在创造出来，理解同样也是作为“历史记忆”资料的史书，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及其各种可能的“转换”。在实地调查中，研究者也可以更深切地理解过去的建构如何用于解释现在，结合实地调查，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就会发现，许多所谓“地方性知识”都是在用对过去的建构来解释现在的地域政治与社会文化关系。总的说来，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解读的结合，更容易发现，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从不局限于行政区划的、网络状的“区域”视角出发，有可能重新解释中国的社会历史。
编这套丛书，是为了表达一种具有方向感的学术追求。编者强调自己的工作学有所本，同时也相信自己的追求属于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史学传统的自然延伸。在大多数情况下，从书的作者们所从事的是一项与个人的情感可以交融在一起的研究，学术传统与个人情感的交融，赋予这样的工作以独特的魅力。但大家对于做学问的目的，还是有着更深沉的思考。他们希望这样的研究，最终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建构或重新理解，会有一些帮助。同时，他们也期望这样的工作可以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去。他们强调学术研究要志存高远，要有理论方面的雄心，要注意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现象，在理论分析中注意建立适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实际情形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他们希望在理论假定、研究方法、资料分析和过程重构等多个层次进行有深度的理论探索，特别从理论上探讨建立传统中国区域社会历史新的解释框架的可能性，并由此回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各种重要问题，力图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有所贡献。
几年以前，这套丛书的“始作俑者”之一科大卫教授，在从事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近三十年之际，写了《告别华南研究》一文，其结尾的两段是这样写的：
我们不能犯以往古代中国社会史的错误，把中国历史写成是江南的扩大化。只有走出华南研究的范畴，我们才可以把中国历史写成是全中国的历史。
我就是这样决定，现在是我终结我研究华南的时候。后来的学者可以比我更有条件批评我的华南研究。我倒希望他们不要停在那里，他们必须比我们这一代走更远的路。我们最后的结果，也不能是一个限制在中国历史范畴里面的中国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
参与这套丛书编辑工作的学者，都有相近的心境和期望。
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于广州康乐园马岗松涛之中
（《大历史与小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赵世瑜著；《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黄国信著；《“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黄志繁著；《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连瑞枝著；《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