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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安宣邦：我是一个拿退休金的老头，和所有公共机构没有任何关系，从退休以后就有一个自我意识，想做一个普通的市民。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可以想一些什么问题呢？这是几年来我一直在尝试的一个作业。比如说，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思考有关亚洲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如果有人问我，我会感觉到自己不知不觉中是作为一个日本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各位一定也是作为中国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这个问题是很难思考的。拿退休金以后，我才意识到，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来思考亚洲问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是突然想到这一点的。因为刚才在介绍我的时候提到我曾任大阪大学教授，我以前一直是以这样的身份在思考问题。从前天讲话时开始，我则是作为一个住在日本的人来思考这些问题的。前天我谈了竹内好的问题，昨天谈了日本的战后六十年和帝国六十年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用一种构思来概括。今天我要试图做一点总结。我先概括一下前两天的内容。在谈竹内好问题的同时，我想谈一点我给北京带来的我的message。在我讲竹内好问题之前，竹内好研究一直是被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作为一种声音传到中国的。我的专业是日本思想史，我前天讲的就是在日本的近代思想史或者近代史上，竹内好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的存在。我认为竹内好在《鲁迅》中的话语结构和日本浪漫派的话语结构同出一辙。日本浪漫派是在一九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间代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言论的存在，是在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破灭以后作为继承者出现的文学运动。日本浪漫派的立场是什么呢？是对日本的近代的批判，在此过程中从文学的角度寻找日本为何物。“反近代”是日本浪漫派的基本立场，也是他们的口号。“反近代”中的“近代”是指由欧美传到日本的“近代”。他们的根本立场是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近代即日本对欧洲近代的移植进行原教旨式的批判。“反近代”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传统”和“民族”。这样的“反近代”和竹内好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所说的“民族”是指自生的民族。竹内好的这种观念应该是出现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间。竹内好的这种民族意识是以毛泽东的“人民中国”的思想为前提的。这种思想是对战后日本的国家形式进行的原理性的批判。但是一九五○年以后，竹内好的这种反近代的意识失去了意义，只不过成了现代日本以及亚洲各民族的反命题。所以竹内好的话语就变成了对日本浪漫派和大东亚战争的再评价的反时代的话语。我们当下提竹内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应该追问的问题。我们应该追问当下提倡“反近代”、提倡“亚洲主义”、“民族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下通过竹内好的话语所引出来的“民族主义”的问题，我认为是二十一世纪的问题。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这就是日本在经历了战后六十年后，正处在一个转换期。在这个转换期中，国际间的各种矛盾互相冲突，民族主义开始浮现。这些问题可以结合竹内好的问题一起来思考。下面是我对战后六十年的认识。我把战后的六十年和另一个六十年重叠起来思考。另一个六十年是指一八八○年到一九四○年日本帝国的六十年。战后六十年作为一个周期即将结束，在这个时候，我要问的问题是：日本将向何处去？谁在转换期中把握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正如大家知道的，现在掌握方向的是小泉纯一郎。把握方向的前提应该是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那么如何来认识战后的日本呢？我认为日本战后存在着双重结构，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一方面日本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国家，实质上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又是一个军事大国，这个军事大国意味着它不仅拥有自卫队，还拥有美军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个问题对内对外都一直被隐藏起来了，大多数日本人都相信日本是一个和平国家，所以就遮蔽了日本是军事大国的意识。日本的战后六十年就是存在着这样双重结构的六十年。试图把这双重结构的差距弥合起来的是政治上的“解释改宪”。在“解释改宪”中始终缺席的是历史问题。我所说的“历史问题”，是指依照亚洲的历史来确定日本的地位和未来方向的这种政治意识的缺席问题。我认为战后日本没有真正地深刻认识亚洲问题，而只是从外交或者经济上维持与中国、韩国等国家的关系。最近，人们都在讲“政冷经热”，我认为这种状况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而是一直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战后体制正在走向终结。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欺瞒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正面临终结，面临被重新认识。在这样的局面下，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以反日游行的形式高涨起来了。至于说到未来发展的方向，从国家层面上讲，在东亚的范围内，我认为虽然会经过一些曲折，但最终会走向东亚共同体的目标。我所担心的是大众层面的民族主义被国家权力所利用或者吸收。我思考的问题是在民众层面上推动相互理解的主导权由谁来掌握。
王志松：子安先生在昨天的演讲中强调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日本的战后体制是从《旧金山条约》开始的。《旧金山条约》签订于一九五一年，是日本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单独媾和，是冷战的产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受害国家没有参加签订。同一天，还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前一个条约使得日本没有处理与这些亚洲国家的战后问题，成为今天日本政府对战争问题认识模糊、不愿承担战争责任的重要原因。后一个条约，使日本的战后长期处于美国军事力量的控制与保护之下。刚才子安先生谈到的日本战后的双重结构，实际上和日本从属于也同时趁机利用美国的这种强权是分不开的。因此，亚洲这些受害国家大规模地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从冷战结束后的九十年代才开始，绝非偶然。而日本政府对此至今采取拒绝承担责任的态度，除了历史认识问题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不太重视或者说可以不重视与这些亚洲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所以当提到日本处在转换期的时候，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日美关系的结构有没有发生改变？如果这个结构没有改变，那么双重结构还会持续下去。子安先生提出新的转换应该离开国家的层面，把主导权掌握在民众的手里，这当然不错，但也有一些现实的问题。在亚洲，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日本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大国，从地缘的角度考虑，中日如何相处，面临很多值得探讨的新问题。如果不打破冷战思维，即便在冷战已经结束的现在，仍然存在着日本希望依赖美国，或者美国也希望联合日本对抗中国的问题。所以，很想请子安先生谈谈对转换期中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的看法。
子安宣邦：战后的日美关系的确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太平洋战争的处理问题。战后，对战争的处理只是在日美两国的关系中进行的，而同亚洲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和韩国等国的关系没有做很好的处理。日美关系一直是日本外交或者政治中的根本问题，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也形成了双重结构。在我所讲的转换期中，日本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受到了追问，战后的欺瞒性关系能否维持下去，也受到了追问。在这个转换期中，单纯的日美关系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这个转换期的一个表象，就是小泉的政治姿态，到目前为止，除他之外还没有一位首相敢于明目张胆地做日本政治家想要做的事，还没有一位首相像小泉一样忠诚于美国。因此，他的政治姿态实质上使战后六十年日本的体制所隐藏着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小泉是一个很难捉摸的人物，根据我的观察，他说要使自民党解体，说明了他想破坏战后以自民党为基础的体制。
崔之元：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日本民众不同意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这次大选中他又以压倒多数取胜。我想请您分析一下选举，分析一下在全球相当普遍的（比如在意大利和美国也存在的）右翼大众主义现象。
子安宣邦：小泉为什么能在这次大选中获胜？我认为支持小泉的不是右翼民族主义。现在日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确实在不断增加。日本已经越来越成为老龄化社会，包括我在内，我们要通过社会财政来支撑生活。收入的差距在渐渐拉大，在日本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吧，日本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了，如果现在做一个调查的话，这种中产阶级意识是会大大滑坡的，就是说日本人大概都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一种不安感。所以说，不希望日本进行政治改革的日本人几乎是没有的。那么政治改革的旗帜被谁夺取了呢？是被小泉夺取的。这就有了这次大选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小泉的胜利不是永远的胜利，这反映了日本正处在转换期。我昨天讲过应该站在历史反思的立场上来思考日本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向。如果把历史问题变成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是非问题的话，就掉进了他们的陷阱。这次小泉在大选中回避了靖国神社问题，所以应该说小泉首相是暂时休息，暂时不参拜靖国神社，但也许十月份也许年底，他还会去。但是，他暂时休息了，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