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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己的研究体验，我感到民众的个人体验性记忆可以、也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源。导入了这种记忆的历史研究，多元、多种声音地重构历史，以避免只有一个角度一种声音时的偏颇和缺漏。而且，导入了个人的具体经验，在现代与过去对话的历史认知过程中，没有亲身经历的后来人，也容易对过去抱有一种现实感，对那些逝去的受害者们产生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带感，较为容易展开对历史的想象力。
这里所讲的是通过个人、局部社会的研究，去理解和逐步地构筑整体的研究视点。这种方法论，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文化人类学的英文是Cultural Anthropology，是希腊语意味着“人”的anthropos，和意味着“知识学问”的logos的合成。所以，人类学者常常解释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加上文化这一层含义，可以说，人类学是通过考察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生活的人和人的群体，来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学科。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去研究战争受害，首先要做的理所当然的是面对受害者个人。不过，我以为主要不是学问的力量，而是受害者的受害体验和记忆给我的触动，以及这些记忆长期以来仅仅被封存于个人内心而没有被导入历史认识的现状，促使我在之后的几年一直置身于受害者记忆的研究当中。
人类学在研究时注重实地调查，并注意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就是说，将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其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搞清其机制。大体来说，我是参照人类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去研究细菌战受害问题的，不过，人类学里面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套在战争记忆的具体分析上。这方面，还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的几年间，我多次去常德调查，得到了受害调查委员会和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在此期间，除了大量阅读受害陈述书，访问近百名受害幸存者和遗属外，还多方面地访问了当年参加防疫的有关人员。比如，在当时的疫区周士乡（现名周家店），我访问了当时在乡公所任民事干事的肖宋成老人，虽然肖老已年近九旬，但十分清晰地向我讲述了鼠疫流行时的情景和乡公所进行的死者善后工作。在常德市内，访问了当年发现第一位鼠疫患者的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和检验员汪正宇的亲属（因他们本人都已过世），从亲属那里得到了他们写的回忆录手稿等珍贵资料。
在听取口述的同时，我还尽可能地搜集当地的文史资料。比如，省市区档案馆所藏的当时常德县政府防疫会议的记录，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发行的《疫情简报》等多种刊物，以及地方志的有关记载等等。
在受害地点实地考察时，那些熟知当地民俗风情以及过去历史的老人们，教给了我许多的知识，这对我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在阅读受害陈述时，我注意到很多人都写明了在去哪儿、做什么的时候被传染上鼠疫的。也就是说，鼠疫是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传播的，细菌战发生后，平日里的生活格局，很不幸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鼠疫传播的渠道。所以，把握鼠疫得以大规模传播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结构。在这方面，一些人类学家的先行研究对我很有启发。比如，美国人类学者斯金纳（Skinner）关于“市场圈”与社会生活的分析，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将农村的贸易区域分为“初级市场”和“中级市场”以及它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的分析。参照这些提示，去整理人们所讲述的活动内容及范围，就渐渐地掌握了城乡间的相互关联和社会生活中的区域划分，随之也就逐步地看清了鼠疫传播的一些规律。而且，在有了一些印象和想法之后，就自己的理解再去和老人们商榷，进一步讨教，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纠正和补充。另外，与鼠疫的传播及防疫密切相关的一些民俗文化，如婚丧嫁娶的习俗、疾病的土俗疗法、传统的身体观、生命观等等，也是我向老人们请教的重点。
无论是阅读受害陈述书还是聆听人们的口述，都能够感到这积攒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记忆的浑厚的分量和其中莫以言状的痛苦。如何去面对这些记忆，如何去理解受害者的心理创伤以至精神外伤等有关心理的问题，也是我在研究中经常思考的问题。为此，我亦学习和参考了心理学、口述史研究的一些视角和方法。
在边调查边思考边学习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形成了自己战争受害研究的视点。
第一，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学多以国家为单位，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战争，我则更关注受害者个人，仔细探讨他们的受害经历，从微观起步去思考战争受害，在不舍弃具体性的同时去注意把握整体性的规律。
第二，前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利用官方的或者是正式组织的文字资料进行，战争受害研究则更依据民间的、还没有形成文字的口述，也可以说受害者们的个人经验和记忆是战争受害研究的最基础的部分。当然，也参考历史档案资料，相互参照。
第三，在对战争受害做实地考察时，不仅搜集有关发生了什么的客观事实，还要了解这些事件对受害者的心理和内心世界产生的影响，战争受害留给人内心世界的伤痕，还有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注重战争的直接破坏后果的话，那么后者则将间接性的战争破坏，即将战争暴力与既有的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连锁性破坏也导入视野，对暴力的连续性机制加以分析。
二○○○年底，我将自己当时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了一份十万字左右的证言，并走上东京地方法院为常德细菌战受害者作了证。二○○四年向东京高裁上诉时，应原告团和律师团的请求，我又向东京高裁交上了第二份证言。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是在这两份证词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加工而成的。
返回目录战争受害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
□聂莉莉《读书》2006年第9期
常德人在讲述细菌战受害时，反复引用的俗语是，“人生有三大不幸，少年丧父； 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常用的形容词是“悲惨”、“恐怖”等。这些话语，可以说是受害者们的亲身经历和共同的内心感受。
另一方面，因受害者当时的年龄、死去亲人的人数、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状况以及所属社会阶层等的区别，人们的受害体验和记忆保存的方式也是各式各样，各有特征的。
杨志惠：“刻在记忆深处的恐怖”
一九四一年底，居住在常德城里的杨志惠染上了鼠疫，被送往隔离病院，那时她十九岁。这段经历她终身难忘。细菌战诉讼刚刚开始时，人们找到她，希望她出来做原告，她拒绝了。其中一个理由是不愿触及那深深掩埋于心底的伤痕。
下文是她在陈述书中写下的一段回忆：
日寇投放谷子、高粱、破布的几天之后，我和弟弟开始发高烧，茶饭不进呕吐不止。听到街坊邻居说：“不得了啦，常德发生瘟疫啦！”我母亲简直吓傻了眼。保甲长凶神恶煞般地勒令我们住进了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像是一个死人坑，又像是一个焚尸炉。它是在东郊的徐家大屋仓促搭起来的，仅是在地上竖起一排排木桩，盖上茅草遮风避雨，室内地上铺着稻草作病床。母亲请人用木板将我送到这里时，我看见患者们裹着破衣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盏盏幽灵似的马灯，映照着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使人感到凄惨阴森，更感到死神正一步步地逼近。
进隔离医院的头天，我的神志还有点清醒。时不时地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这里面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其中有一个惨状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着去找医生，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进来，人群中发出阵阵惊叹声和喘息声，担架越抬越近，一眼望去，只见黑糊糊的一堆，不知是什么，待到了眼前，我顿时吓得脸发白心乱跳。原来，这些担架上的死者已经完全烧成了焦炭，形体扭曲，呈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态，只剩下了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旁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了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双肩剧烈抽搐着无声地哭泣起来。听人群中说，这些烧成了焦炭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焚尸堆中抢出来，准备回家掩埋的。我忽然想呕吐，一阵头痛，就昏迷过去了。
关于隔离病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杨志惠的回忆对我们了解隔离病院里面的情况是很珍贵的。我几次访问了杨志惠女士，她每次谈及隔离病院时都会显出按捺不住的激动，这段受害经历对她来讲是刻骨铭心的。
丁旭章：“你多好，你家里人都在”；李丽枝∶“灵堂三拜成了我们的结婚仪式”
丁旭章是常德“十大名镇”之首石公桥镇的最大商家“丁长发鱼行花纱行”的长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石公桥镇发生鼠疫，丁家除在常德城里读书的旭章以外，连同两个帮工在内十一口人全都死去了。
旭章接到讣告后，连夜赶到未婚妻李丽枝家，会同丽枝一道奔赴石公桥。下面是丽枝讲述的回到石公桥的情景。
我和旭章跨进门槛，见到了人间罕见的惨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