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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于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战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一九九三年历史学者吉见义明教授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存的战史资料中，发现了原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使常德细菌战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四年期间，常德市内以及周围的农村地区此起彼伏地发生鼠疫，引起当地，甚至邻近的湖北、四川、贵州等省数千以至上万民众的死亡。井本日志中留下了有关对常德细菌作战的详细记录。比如是谁，驾驶着什么飞机，于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在常德市区上空投放了多少数量的夹杂着染有鼠疫的跳蚤的谷物棉絮等杂物。这些记录与当时的常德县政府有关防疫的历史档案以及当地的民间记忆相吻合，而且，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投放鼠疫菌的七八天之后开始出现鼠疫患者的事实，也与防疫学对鼠疫潜伏期及发病规律的解释互不相悖。当年常德的鼠疫起因于日军的细菌作战是确定无疑的了。
诉讼开始后，为了配合诉讼，也为了理清这段细菌战受害的历史，更是为了恢复受害者的人的尊严，常德地区的部分细菌战受害幸存者、遗属和志愿者，大多是一些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家，组成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在寻找受害者和遗属、了解受害状况及范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尤其是刚起步时，在活动经费没有固定后援的情况下，他们经常是自带干粮骑着自行车奔走于城乡间，向故老们请教，去受害者家庭走访，逐人逐户地收集来了受害幸存者以及遗属的陈述书。
一九九八年七月调查委员会编出了第一本《受害者名册》，共收录了两千四百二十五名遇难者以及二十三名幸存者的名字。之后，随着调查工作的逐步进行，尤其是当地媒体报道了诉讼的消息后，受害者和遗属主动找上门来，二○○○年和二○○二年他们又陆续编出了第二、第三本名册，受害者登录增至七千八百五十三人，分布于十三个县的七十个乡镇、四百八十六个村落。
但是，即使是这么大的数字和范围，也还没有能够完全反映受害的规模。调查委员会规定了严格的登录标准，只有有姓有名、遗属健在、并有邻居朋友作证的受害者才可以被收录其中。死于街头或破庙的逃难民，来荒沼水域割芦苇的流动人口，洞庭湖上的打鱼人，以及全家疫死的“绝户”，或除一名幸存者外其余三百多人全部遭难了的近乎“灭门”的宗族，集体染病而死的国民党驻军的三千官兵等等，对这部分死难者，虽然老人们可以清楚地回忆出，但并没有被列入其中。事实上，至今为止，调查委员会已搜集保存了受害者及遗属的陈述书一万五千份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有待确认，名册的整理工作还未结束。
直到接到律师团的电话为止，我对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还一无所知。面对眼前范围大、人数多、持续久的受害事实，律师团希望我能够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帮助他们从整体上把握，理清其中的头绪，并作为学者证人走上法庭为细菌战受害作证。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律师寄来了常德市党史办编写的《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九九五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书中提供了部分常德地方历史档案和当地史志工作者自一九九三年以来做的调查工作，使我对常德细菌战的受害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该书序言里讲到，促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文库中大海捞针”般地搜集有关资料，将常德的这一屈辱的历史昭示于天下的，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其中之一是一九九三年八月新华社东京分社向国内发回了《朝日新闻》报道吉见义明教授发现井本日志的消息。
对相关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感到，如果说细菌战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与对细菌战的策划者、研究者、生产者、投放者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进展的状况相比，对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即对细菌武器的受害者以及施放之后的社会受害状态的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而这方面的研究，对眼前的诉讼是重要的。只有将细菌战的后果、所引起的极大破坏具体而且体系性地展现出来，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的。
研究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中日两国之间出现的，包括两国民间在内的对过去的战争看法的严重对立和龃龉，除了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的原因。于日本来说，其社会基础在于国民比较普遍地缺少反省的姿态，而其中很重要的理由是，日本的国民包括学界都并不太了解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所到之处到底做了些什么。由此他们的视野里更缺少了一种目光，即投向日本军队刺刀下的被侵略被蹂躏的民众的目光。由于缺少这种目光，即使有一些老兵秉着反省的良知写出了当年的真实，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的声音。因此，尽管日本也有不少具有独立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社会缺乏战争反省的社会土壤及精神结构做出了很深刻的批评，但是，对刺刀下的事实的近乎无知和不关心，使这些深刻的认识很难被社会广泛地接受。鉴于此，我觉得作为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学者，把中国民众战争受害的具体情景，尤其是受害者们的声音传达给日本社会，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以为，细菌战受害研究的意义还不止于中日之间。冷战结束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多次战争已经广泛地成为了学界、政界，以及国际市民社会反思和理性批评的对象时，对战争受害的实证性把握和思考就成为反对和反省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战争的最终受害者，是人本身和由人所构成的社会。但是，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方法论也不甚成熟。仅就中国的战争受害研究而言，比如，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众的战争受害，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受害者们的口述史才逐步地被比较广泛地整理出来，这比之过去的只有关于受害的数字统计和一般性文字表述，而不见受害者的身影和社会场景的状况，应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基于这些个人记忆的比较系统的研究亦还不多见。
我决定去常德看看。一九九八年夏，我随日本律师团以及支持诉讼的市民团体第一次去常德时，所到之处，总是聚集着许多的受害者和遗属等着和我们交谈，每一个人都有着一段让人不流眼泪就听不完的悲惨故事。那时，诉讼还刚刚开始，细菌战受害的调查也还未全面铺开，所以，不少人是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讲述自己和家里人的辛酸经历。事实上，有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将受害体验深藏于内心，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丈夫都没有告诉过。当这些久藏于心底的伤疤终于被重新揭开时，连他们本人也被震撼了。有的白发老者在我这个晚辈面前泣不成声，有些老人告诉我，给我讲述了受害体验之后的几天他们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当然，表述方式不会都一样，也有显得很“平静”的。比如有一位老人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语言告诉我，“我有五个儿，那年死了，都死了”，就再也不和我讲第二句话了。还有一位老人，经历了家里人近乎死绝的打击，人们说她的精神状态其后一直都很忧郁，我去访问她时，她用茫然的目光盯着我，只重复地讲一句话：“忘了，都忘了。”
无论是什么样的表述方式，受害者们的经历都给了我很深的触动。这些长期以来出于各种原因被深深地藏于心底的受害记忆，在我面前活生生地展现出使用了生物武器的战争受害惨景，使我不得不全身心地面对这些受害事实而无法将视线移开。同时，也使我由衷地肃然“面对”那些死于鼠疫的受害者们。虽然他们早已消逝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时空里了，但是亲人们对他们生命最终时刻的悲惨情景的描述，对失去他们之后的生活困境的述说，和对他们的无以解脱的思念的吐露，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领会到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纽带。战争破坏带来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消失，而且是对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纽带的暴力切断。
我逐步意识到，在研究战争受害时，受害者的个人记忆是不容忽略的。它不应当被埋没在战争受害者的统计数字中，也不能被诸如“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之类的一般化的文字表述所代替。因为，这些记忆是一个个无可替代的生命个体的记录，是残忍地践踏生命的战争暴力的逼真的证言。而且重要的是，失掉了这些具体性，也就意味着缺少了对作为人的战争死难者们的关注。
个人的体验性记忆的理论意义不仅仅局限在个人的范围里，一个个的故事中常常含有一般性的社会现象，使我们可以从其中提炼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样的理由而染上鼠疫，从这样的具体陈述中，可以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战争受害的关系。还有，当年政府的防疫政策在老百姓那里政令不通，从这样的事实中，可以领会到民俗文化与战争破坏的相互作用。此外，不同社会阶层的战争受害，家庭成员的遇难与家庭以及亲属集团的维系，个人受害记忆的保存与心理外伤，还有，研究过程中怎样去理解口述史的模糊性和误差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在细菌战受害研究中经常思考的，我想，这些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是从口述史角度研究战争受害的一些基本问题。
基于自己的研究体验，我感到民众的个人体验性记忆可以、也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源。导入了这种记忆的历史研究，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