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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且出口产品主要是国际市场价格极易产生波动的石油和天然气，造成了俄罗斯经济的不稳定；俄罗斯经济发展和投资过分依赖举借外债而导致债务危机，俄罗斯经济过分依赖美元而造成经济的“美元化”；俄罗斯经济政策时常受制于债权国或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它在俄罗斯制造出一批奇异的实业家，他们造成了一次次严重的衰退，衰退过程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的合法化。也就是说，这次私有化运动破坏了俄罗斯由来已久的经济活动与人之道德成长的传统关系，一开始就为不合法的资本所控制。此外，如何运用国际资本改变俄罗斯社会、改造俄罗斯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一种官僚主义行动——只在上层产生、酝酿并强行实施，几乎没和大众沟通，因而这类政策性措施会加剧基层社会危机，让国家付出更大的社会转型成本和政治代价，而承担成本和危机损失的却是普通居民。
返回目录“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
□顾 彬 译：王祖哲《读书》2006年第7期
请允许我以鲁迅的气派开讲吧：其实我没什么要讲的，我将要讲的，无论如何，在别处已经有人讲过了；实际上，别人已经说得更好。关于“理解”的看法，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过去几十年，这个论题得到了反复而精彩的讨论。我试图进一步阐述这个论题，或许会显得肤浅而笨拙。我研究这问题的路子的新意，仅仅在于试图继续别人的深思熟虑，以便建立起一条联结中国或东方的纽带；然而，即便从这一方面讲，我无论如何也不是开山的人物。
我决定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划定我讨论的范围，先从李白开始。关于中国文学的这位顶天立地的人物，在近期的研究中，一位美国汉学家提出了一些问题：在一些叙事诗中，李白以她们的名字讲话的那些女人，果真是她们在那样讲话呢，还是她们仅仅是李白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些话的代言人？（Chan，Shelly W。，《如何讲故事以及谁来讲故事：读李白的〈长干行〉和〈江夏行〉》in：Tang Studies，12/1994，esp。）当然，你可以轻易遇到这么个事实：男人不仅以女人的名义说话，而且女人也以男人的名义说话。比方说，你可以想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其中的叙述者是一个男人。我不知道文学领域有任何男人，会反对女人采取男人的声音这样一种权力，他们也不会禁止女人以消极的眼光来描绘男人。
然而，我们的问题却要复杂得多，它将迫使我们返回到中国文化的黎明时分。你或许还记得庄子和惠施的对话，他们争论的那个问题，关系到人类对在快乐经验中的鱼有没有认知力和理解力。这迫使我们要对付好几个问题。如果李白被禁止以女人的声音讲话，那么语言就成为一种不可能之物了。另外一些问题于是就跳了出来：你不是鱼，你怎么可能谈论鱼呢？你不是天，你怎么可能谈论天呢？以及：你不是中国人，你怎么能获得关于中国人的知识呢？
自从我开始和中国打交道以来，我必得不厌其烦地听到一个口头语。起先，这说法使我呆若木鸡，接着这说法把我逗乐了，最后它只能使我怒不可遏。（我必须万分诚实地补充一句：这说法，我只是在大陆才听到，或者是从大陆来的中国人的嘴里听到；但在台湾和香港，从来没听到。）那个口头语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这弦外之音是很清楚的：只有中国人能了解中国。（当然，这样的说话方式不能一刀切地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我所知，韩国也有这样的说法；在阿拉伯世界，这样的说法也有案可查。参考Hanimann，Joseph，《镜子大厅：返回东方研究》），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1。08 1994。）设若这是真的，那我们就真的不得不对我们的思维来一番严肃的重新估计。以同样的口气，别人一定得允许我们下这么一个结论：只有日本人了解日本，只有美国人了解美国。你还可以相当符合逻辑地进一步推论：中国人不了解日本或者美国；中国人既不了解东方，也不了解西方。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如下这些句子的正确性呢：“只有女人了解女人”、“只有鱼了解鱼”、“只有天理解天”，以及“只有我了解我自己”？我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习惯说法包含着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只能导致另外一些谬论。以类比的方式构造的一些命题，如“只有谋杀者了解谋杀者”或者“只有纳粹了解纳粹”，就把这个荒谬论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说这种话的那群人缺乏安全感，其心理学因素，就暗藏在这些命题当中。如果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那自然就可以由此说，外国人不可批评中国人。外国人将必然是错误的，方便得很，中国人必然是正确的。
我们的实际经验很难和这种见解相符合，并不令人惊讶。作为一个外国人，尽管我不自认为我就能了解中国，但有人却仍然要我对中国学生进行考试。双方都为这种安排忐忑，因为双方都不想丢脸。这位“外国人”不想问那些送人情的简单问题，中国学生希望没有太大的困难就能通过考试。然而，甚至在基本问题上，就起了误解。来自汉语地区的一个学生，却难能用拼音（创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为国际所通用）写出自己的名字。这个“外国人”简直服气了，他模模糊糊地怀疑，这个中国学生对自己母语的语音形式好像是不怎么熟悉。更有甚者，一个中国学生，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题目译成“The Lyrical Notes of Mr。Ren Jian”，或者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大名错误地写成“Si Maqian”，并且把他的《史记》搬到了唐朝，但这不见得耽误他的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顺利通过。在北京，你能得到一种更荒唐的经历，你被从出租车上撵了下来，因为司机不知道北京大学在哪儿，而且也忍受不了一个外国人告诉他这大学的方位。
你多半会纳闷，我干吗要念念不忘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尽管理解不见得和专业知识有关，但要理解，必须先和被理解的东西之间有距离。只是在某事向我客观地显示的时候，我才能对它进行反思。这意思是说，你要反思一个地方，你当然不必是那个地方的人。身为德国人，我可以使用“德国”这个词，而不必知道这词的本义。与此相似，冷不丁地要一个中国人解释“中国”这名称的意思，他就有困难，这没人觉得惊讶。我说距离，是什么意思？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在波恩告诉我说，“你们外国人”不能理解“文革”后遍及中国的诸多变化；可是，我的台湾讲师，由于她的出生地就在大陆近旁，就更可能理解那些变化。台北所处的位置，不仅比波恩更靠近大陆，而且也比许多中国北方的城市更靠近经济特区。是什么东西使一个哈尔滨人理解汕头的事情，要比一个台北人理解得好呢？另外：为什么一个北京市民，仅仅因为他在地理上的靠近，就必定能理解一个广东人？语言、文化甚至气质上的差异，难道不会造成障碍吗？空间上的靠近，似乎并不是理解的可能性的一个主要的判断标准。我提到的距离，是另外一种性质的距离。那是一种内在的距离，不仅中国人或许（而非必然）具有这种距离感，而且非中国人也肯定能学得会这种距离感。
怎么解释这种“内在距离”说？设想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对象，即中国，全部时代的全部的人，都能以相同的方式来理解之，这大错特错。如果有那么一个中国，中国将会多么贫乏无聊，汉学领域也会极度单调乏味。然而，“中国”仅仅是表示某个东西的一个符号，我们是想把这某个东西理解为这世界的一个清晰而独特的部分。这个部分永远不曾客观地存在，而只是我们的诸多解释方式当中的一个游移的参照点。
这样一来，结果当然就是：否认西方人有权根据西方的材料以形成他们自己关于这个“中央帝国”的理解，却坚持要他们使用中国术语和思想倾向，就是完全荒谬的。（Weber…Sch奻er，Peter，《理解东亚：可能性和局限性》，in：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Bochum东亚研究年鉴》），19/1995，再次以非常新颖的方式讨论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参考pp。11—12。）首先，我们得牢记在心的是，自王国维以来，大陆就开始以西方眼光来解释自己；其次，自一九四九年之后，马克思主义观点就成了大陆压倒一切的世界观；第三，没有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中国人，能够回到唐朝，去细致地考察李白的言语模式，去考虑关于他的叙事诗中的女性声音的那些未得到回答的问题。到末了，我们只能是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移情，我们只是要拟就关于某一事物的一个观念，而这个某一事物是我们根据一种有名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我愿意把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西方发明了东方，这就是东方这个对象），纳入一种更加相对的眼光中。西方汉学家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否则，他必得噤口不言。由于他本人就是在他的感知方式下的那个对象的始作俑者，他就应该以他对中国的思考来反思这个对象。与此相似，从事德国研究的中国学者，也创造了他自己的“德国”，这就导致了目前这么一种状况；德国文学享受的那种特别的赞誉，在波恩和北京之间形成了一道鲜亮的光谱。我必须补充一句：在中国，德国研究领域从未受到帝国主义利益考虑的左右；但在德国，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是一样，德国研究常常被工具化了。
一言以蔽之，我们讨论的主题，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关于“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