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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是新中国的为政之道、立国之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但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应该是效率的源泉。理论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正是因为前者克服了剥削和压迫，从而解放了劳动者及其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很难想象一个劳资对抗、官民对立的社会能有多少效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速高效低，仅以超高投资率与超廉劳动力维持。以“效率”压“公平”的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加剧，拜金、腐败横行，生态环境恶化。
改变这种情况的出发点是对改革道路进行彻底的批评性反思。比如反贫困，中国在二十几年间使几亿人脱贫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亦出现大量城市贫困及城乡因病或因不堪重负的教育费用而致贫的现象。又如国力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在一切双边、多边事务中举足轻重。但同时却又高度依赖外部资金和市场，乃至不惜承担美元风险和非理性的、以穷国资助富国的“双顺差”代价。再如乡镇企业八十年代的繁荣并未以私有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尽管其后的转轨使一场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半途而废，它的潜在意义，很值得进一步研究。至于错过的机会，明显地至少两次。一次是未能抵抗汽车工业的诱惑，取代了全面建设公共交通，鼓励发展自行车，从而为全球的后工业转向开路。另一次是WTO谈判做出过度退让，痛失一次以大国经济规模的强势迫使国际贸易开始转向造福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良机。此外，我们轻视开发国内市场，又在许多产业中对外资放弃技术转让的要求，使自己变成所谓的“世界加工厂”，甚至接收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如高毒性焦炭生产等。当然，在全球化博弈中，中国也有赢的地方，但输得太多。原因之一是缺乏广泛参与的探讨和政策论证。反对意见发不出来或听不进去，主流媒体又一哄而起宣传盲目接轨、市场迷信。结果是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我，成了他人模式的劣质翻版。
这项反思工程有些已经在做，比如对医疗和教育改革的辩论和诸项亲民绿色新政的出台。但需要动员大家一起做，从而寻求新的可能性，力争变被动为主动。其中关键的一环，是检讨什么才是中国自己的道路、名副其实的中国模式？
首先，中国模式以人民的意志为基准。它要求恢复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来人民主权的伟大传统，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立法的依据和政府行为的准则。“人民主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最根本的制度和政策体现应包括：一、保障民族独立并在险象四伏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坚决维护国家经济及财政金融的安全；二、国有资产、税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收益服务于可持续性发展和全体国民的福利；三、公共政策以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为主，同时奖励开发多种民间资源；四、实现政治民主，为公众参与各级决策立宪，并继续寻找其有效的机构、形式和渠道。要实现这些目标必从国企私有化刹车入手——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私有改制总体上未能改善企业效益，反而造成失业危机和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国有银行的改制更需慎之又慎。政府立足点在过去数年从“劳动”向“资本”的转移是目前“群体事件”激增的根本原因，对之唯有变压力为自身重新定位的动力。只要党政官员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人民对暂时的困难就能理解并帮助解决。法治本身并不是民主，人民应该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各级人大应真正代表民意。
其次，中国模式以民众的需要和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利润（手段）为生产的目的和经济增长的目标。一九八○年前后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至今仍有意义，或者说在今天的意义特别重大。事实上，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是中国一九四九年后最可称道并值得自豪的成就，使国人在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教育程度、两性平等等指标上远远领先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面向大众免费或低收费提供的住房、交通、医药、教育等设施即使在灾荒时期也不曾放弃。但九十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在中国的所谓“市场化”程度迅速超过后共产主义的俄国东欧（更不必提社会主义的古巴），使几代革命者劳动者用血汗换来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几近付之东流。由此必须提出重建覆盖全国的群众卫生防疫、公费（含社会、集体投资）医疗体制和免费教育。公立大中小学一律不收学费，兼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实行生活补助。中国GDP持续增长，没有总体财力不足的问题。政治上的阻力则唯有靠公众压力、政府决心和民主协商来克服。
再次，中国模式意味着彻底摆脱发展主义的陷阱，拒绝向老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及消费主义看齐。这是因为道义上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和现实的国际关系使中国不能、也不具向海外扩张或转移污染等条件；而加入能源竞争有导致战争的危险。并且，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自应坚持一套优越于西方或纯粹商业化的衡量标准。如无污染又有利于健身的自行车绝不比汽车“低级”；以蔬菜为主的传统中餐也比食肉的习惯健康。从不惜社会、人文和环境代价的盲目增长过渡到长远安全、可持续性发展要求以下转型：一、由外向（依赖外资外贸）转为内向——不关门，不与国际市场脱钩，但通过取消对外资的优惠实现企业的平等竞争；通过放弃“廉价劳动”、提高工资和农村购买力而抑制产能过剩，全力开发国内市场；二、由追求速度转为追求质和量两方面的内容，包括用技术升级、治污防污、推广节能尚俭取代高耗生产和过度消费等；三、由挤压乃至消灭相对分散的“小生产”转为对之鼓励扶持，在大资本和官僚体制两者之间营造建立在土地公有、自治合作、互助互利和社区网络上的“关怀经济”（care economy）或“共享经济”（solidarity economy）。
最后，中国模式的现阶段表达是小康社会。它是试图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的一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实践。其可行性在于，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已证明作为制度的市场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它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理念和政治导向，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标，以不同的形式运行，并产生全然不同的社会后果。关键在于让需要的逻辑优先于利润的逻辑，亦即使全球化过程从属于本土（包括民族、地方、少数民族、各个地区等）的文化资源和真实需要，而不是相反。同时，中国人的小康想象因其追寻非异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又必定是国际的。中国模式将在与第三世界和全球性的劳工组织、社会运动联合起来改变当今秩序的游戏规则中成长成熟，成为社会主义在气势汹汹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中重振旗鼓的先声。既然中国人民有选择自身前途的能力和自由，“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再不可能回避了。
返回目录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二元悖论
□申端锋《读书》2006年第6期
吴敬琏先生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认为，如果我们“扬短避长”地把高资源和高资本投入的重化工业当作支柱产业，试图通过其超常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只能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破坏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因此，走“重化工业化”道路有悖于中国的国情，吴先生所谓的中国国情，就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吴先生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显然应当尽量以发展低耗能、低资本投入和低资源消耗，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主要方向，也就是他所主张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吴先生在书中论证到，毛泽东时代的重化工业发展道路，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人民生活的低水平维持，而改革开放以来重新调整发展思路，从而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至此，笔者认为，沿着吴先生的思路，我们可以将问题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来思考，即所谓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就是如何在发展中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都会遇到这一问题，但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语境下，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至于关切到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
就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发展主义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历史类型。早期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私人企业家为主力军的，奉行的是一种勤俭节约的资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