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权是决定一切的“纲”，那么中国企业的产权为外国人所攫取，这个企业是谁的，利润到了谁的口袋里？就算它在法律上是中国企业，对中国竞争力的提高有什么意义？有人用“合资企业体制好”来辩解，这和“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逻辑有什么不同？而且，能指望外资帮助中国技术进步吗？就算外国人把先进设备拿到中国来生产，就等于中国有了技术吗？那是谁的技术能力？还有技术封锁呢？兰德公司称，“技术独立是经济独立的基础，技术和经济独立是国家独立的保障”。
我并不是说今天就要停止引进外资，但是必须有节制。也就是中央文件说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西方学者早就提出所谓“开放度”问题。什么叫开放度？我认为，它的标准，就是符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利益，以不损害国家的产业发展利益为准。要符合以我为主、自主创新的方针。
中央一再指出，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问：你怎么理解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
高梁：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个根本的规定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这些政策是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的。就是说，改革开放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服务。
改革开放会引起社会关系的调整，甚至引起社会关系的不安和动荡，所以改革必须以社会的基本稳定作为底线。如果出现种种不稳定因素，说明政策要调整。这是个起码的边界条件。早在“七五”计划时就提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要好好处理。
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不是中央改革反思的结果？近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这些是否表明，中央高层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高梁：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逐步形成的。“十六大”文件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可持续发展，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五个统筹，注意到了城乡贫富分化带来的种种不稳定因素。二○○三年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规划，提出自主创新的指导方针。我的理解，这些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说明中央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认识是比较清楚的，是高瞻远瞩的。当然，二十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习惯势力比较强。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建设新农村、和谐社会，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想，但要付诸实行，需要艰苦的努力。
刚刚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很快就要发布十五年科技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发展的方针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建设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中心，产、学、研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制定了配套的政策措施。对此我深受鼓舞。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国家将坚持自主自立自强的发展路线，坚持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推动产业升级，拒绝走依附型发展路线。这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来目标。
返回目录中国、俄罗斯之比较
□拉 斐《读书》2006年第3期
世纪之交，中国与俄罗斯因其巨大的变革被联系在一起。苏联解体所造成的重大后果不需赘述，然而在中国又发生了些什么呢？在未来的日子里，人们将会对中国一百年乃至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做出怎样的评述？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中国在近二三十年间经济不断发展之外，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可谈之处，我想应有以下几点：
在二十一世纪，城市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要聚居地。城市化进程将真正的“激素效应”带进社会有机体之中。家长制消亡或解体了。中国正处于这一星球上最大变革的中心，其前景乃是千年的盛事而非百年的辉煌。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已有将近三倍于西班牙人口的农民变成了城市人口。而在接下来的十六年中，政府预计会有三亿至四亿的农民脱离他们的农民身份。按照每一个中国城市人口将消耗三点五倍于他们农民兄弟的能源计算，可持续发展问题——这远非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又被置于风口浪尖……中国就身处于其中。
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中，中国所占据的优势。这些差异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势头良好（至少到现在为止），而俄罗斯却非如此。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仅仅是全球油价形势的反映。
概括地说，从后斯大林主义到市场经济转换的所有案例中，我们发现中国人成功的秘密即是制度的稳定。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强力，没有政局的稳定，无论是通过中央集权还是民主道路，都不可能会成功。这种稳定就如同一条无形的线索将中国的几大优势贯穿在一起。这些优势是：首先，政治阶层即“Etakratia”的恶化程度要小得多。Etakratia是一种不同于官僚体制，又高于官僚体制的东西。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定义的话，在传统的苏维埃制度研究中将它含混地称为“nomenklatura（特权阶层）”。我想说的是两国的统治阶层对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
在俄罗斯，贪欲的泛滥与缺乏制度约束的官僚政治、斯大林主义消亡后完全的无政治化的恶化程度是一致的。如果说一九四九年之前混乱的中国的问题在于脆弱和衰败，那么苏联的弊病就在于对于“强国”的过分追求。而荒唐的是，正是这种过分的追求最终葬送了这个国家。
俄罗斯的无政府阶段相对较短，只有从一九一七年至内战结束之间的短短数年；而在中国，这一阶段长达一个世纪。接着，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排挤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新了的传统的俄罗斯专政的官僚政治组织。而转过来，这一组织又被一个恐怖的警察机构控制，这一机构通过“清洗”的手段除去可能的竞争者以保卫领袖者的个人权威。
这一体系在此时期履行了所有国家的基本职能（工业化、夺取战争的胜利等等）。而这些职能的履行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是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这种权力的过度表现完全抽空了政党的政治内容，使整个国家陷于焦虑之中，国家公务人员感到永久的不安全。斯大林死后，这一官僚体制被打破了，历史学家列文（Moshe Lewin）说：在斯大林时期，政党为了一个领袖的利益失去了它的权力。赫鲁晓夫之后，它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这次是因为国家机器吞并了统治核心，而政党仅作为其代表者和发言人而存在。在某一特定的意义上，党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党派，而成为了行政机构的轴心。
当这一体系进入一个停滞期之后，政党也不再有能力将国家从泥沼中拉起，因为它也成为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苏联的体系是一个没有政党的体系，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却支持了个人权力的复活，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而这一体制也被指引着进入了变化和改革的进程。
苏联的官僚政治体系的“自由”以及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政府的缺失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向“Etakratia”的重构，这是向所有权聚集状态的转变。国家的最基本利益被牺牲了，私有化经营控制了民族的遗产。
而在中国，这种同样的有权势的公务人员向财产所有者转变的趋势却比较有节制，因而政治阶级的恶化程度也就相对较轻。这些应该归功于：一、制度力量的相对强大；二、干部政策对于人才的提升和对于腐败以及不能胜任者的限制；三、爱国主义教育和对于国家命运更负责任的精神。
中俄之间的第二点差异来自于对过去不同的态度。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相当于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地位。虽然他应该为“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负责，但仍然被认为是带领中国重新站起来的伟人。毛的功过被三七开，整个社会体制都铭记着他的名字和他的光辉形象。中国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们将自己放在了继任者的位置上。
俄罗斯本可以做出相似的选择（尽管对于斯大林的评价至少要将对毛的评价翻过来）。安德罗波夫可能丧失了在俄罗斯实现“中国模式”的最好机会，而这在那些关于他的最近的研究中更加得到了证明。
在俄罗斯，对于客观地检视苏联历史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偏差。一些人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远离了文明。另外一些人则把它看成一段光荣的历史，因为他们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人类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沿”。这两种看法都有失清醒。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动了一场将苏联时代从历史上抹去的“十字军”运动，即使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官方电视频道中依然存在着同样的论调。坦白地说，这一态度是同发展的进程相违背的。毕竟苏联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就。它曾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制衡世界（考虑到今天臭名昭著的布什总统和他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运动，这一力量是多么的必要），它曾经在一九四五年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还有苏联的“文化和教育革命”。这一革命使得苏联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而这次革命也是今天的俄罗斯不能最终融入“第三世界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