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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Keniston）和马科斯（Leo Marx）在《大地、空气、水、火：关于环境的人道主义研究》一书里指出，如果要找出解决当今环境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将环境问题放到更广更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思考。海斯（Ursula Heise）在《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二○○六年三月号上撰文指出，生态批评致力于三个方面的探索，一是科学的自然研究；二是对文化表现的学术分析，也就是你说的发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三是为了人类能够以更持久的方式生存于自然界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加勒德（Greg Garrard）在其《生态批评》一书里也指出，生态批评家必须坚持文化的分析，并将文化分析作为道德和政治的必需。德洛格利（Elizabeth DeLoughrey）、格萨恩（Ren巈 Gosson）和汉德利（George Handley）在合编的《加勒比文学与环境》一书的导言里指出，尽管北美的生态批评家经常描绘理想的自然景观，但对于加勒比地区的人来说，那些理想的景观太奢侈了，他们更需要了解的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比如历史的和种族的暴力，比如殖民主义。埃斯托克（Simon Estok）在二○○五年夏季号《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上指出，生态批评不应当仅仅满足于构建自足的理论体系，还应当致力于使其观念产生社会效果，使之变成政策与行动。
我个人认为，可以强调生态批评的现实作用、介入意义，但不要排斥其他作用，所有有助于推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探索和追求都应当被包含进生态批评。早在一九九四年盐湖城会议上我就坚持这个观点，所有与生态和人与自然之关系有关的文学艺术研究都属于生态批评。在此基础上，要使生态批评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必须重视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近年来做了一些努力。我们努力影响一些议员、一些政治家，我们还邀请著名的生态批评家、自然书写作家和政治家撰文，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保护内华达荒野的重要性，并结集出版了他们的文章。我研究生态文学的时候很愿意与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律师们进行交流和对话，并希望由此而间接地影响到公共政策。在政治选举活动中，我也会倾向于选那些有明确的环境政策的政治人物。
王：无论生态批评的目的是什么，也无论它有多少目标，生态批评首先要面对文学或艺术文本，首先要研究它的批评对象。我非常欣赏你在一九九九年《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的“文学与环境论坛”上说的那一段话。我记得大意是这样的：生态批评的范围不仅包括研究那些明确表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而且还包括研究所有类型的任何作品——努力发掘其中的环境意义。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从绿色的视角来审视。到了二○○三年，你的这个观点继续深化和细化了，在你主编的那本《生态批评》里，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价值重估”，而且书的封底还赫然印着你的解释：“‘价值重估’部分提供的是对熟悉的环境作家的新的阅读，以及对通常不被人们从绿色视角审视的作家和文学传统的环境视角的重新审读。”在这个部分里，你收入的论文既有对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斯奈德（Gary Snyder）这样的一般认为是生态作家的研究，也有对伍尔夫（Virginia Woolf）这样的很少有人从生态角度认识的作家的生态解读。我在自己同年出版的《欧美生态文学》中也用了一个章节专门讨论生态视角的传统文学重读。在书中我写道，重审和重评传统文学，是生态批评的一个主要任务。它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掘传统作品过去被人们忽视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义，对其做出增值判断；另一方面是对反生态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做出减值判断。
斯：不过，重评也要防止突出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难以避免、但又必须努力避免的倾向。生态视角的重新解读和评价，目的是丰富传统文学的生态含义或揭示传统文学的生态局限，但绝对不是以一个新的亮点掩盖原来的亮点。比如说，《圣经》的思想就是很复杂的，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控制自然观，也有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神学界对此有深入全面的讨论。又如，培根的作品中的确有很多反生态的思想，但也有一些生态的意识。莎士比亚的情况也同样复杂。
王：你专门研究过艾比（Edward Abbey），艾比也是我和研究生们非常喜欢的作家。从中国学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特别重视艾比对“唯发展主义”的批判和他的生态发展观。发展经济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是人人享有的权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权利更为重要。但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生态危机告诉我们，人对物质的无限需求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如果再不限制发展，结果只能是加速奔向灭亡。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来限制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这是无可奈何但又必须的选择。当然，生态的制约可以是动态的、相对的，即随着人类在开发替代资源、治理污染、重建生态平衡等方面的不断进展，生态对发展的制约可能不断放宽；但制约却是必需的、绝对的。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发展无异于直奔死亡。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就是发展的制动器。
斯：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发展观和发展政策上，诚如你所说，必须考虑到“限制”。工业推动者们并不太理解“限制”，很多的政府领袖也坚定地认为发展可以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而不存在极限的问题。但是，就环境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真的存在着“极限”，要看到能源是有限的，地球是有限的。如果人类在行动的时候能意识到“极限”，意识到限度，懂得限制自己，就会在地球的有限性和发展的节奏之间谨慎行事。许多美国环境作家对“极限”这一概念很感兴趣。许多人认为不仅要限制工业、商业，还必须限制科技发展，比如麦克吉本（Bill Mckibben）就强调了限制技术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必须尽量避免技术的滥用。
王：生态作家早就提出了对科技进行限制，十九世纪的玛丽·雪莱（Mary Shirley）就在其小说《弗兰肯斯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进入“巨科学”时代之后，这个问题就更加严峻了。人类绝对不能把科学技术置于被监督的范围之外，必须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重审、批判、监督、制约和改造。失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科学技术，就会像失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权力一样失控，最终走向专制（科技专制）和疯狂。法国生态思想家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说得好：“过去，人们为科学的自由而斗争，今天，他们应当奋起限制科学的权力。”即使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真正的热爱，也要努力限制其权力，使之不至于迷失自己，不至于成为人类生存的威胁。
王俊（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你怎么看梭罗的简单生活观？在当代社会里如何做到简单生活？
斯：梭罗所提倡的简单生活观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要记住“极限”一样，我们还必须记住尽可能地节俭，简化物质生活。在美国，人们的消费实在是过度了。我们需要的是学会如何做到尽量少地消费。简单生活是理想的，也是可操作的，二者相辅相成。
王：你在为《绿化文学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里曾说过，你的不少朋友和同事都为你强烈的“生态绝望”（ecodespair）而担忧。我在你今天的谈话里也听出了一些绝望之音。对于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以及人类的未来，你是不是比较悲观？
斯：人们看到这个词往往会认为我很沮丧甚至绝望了。不过，我希望在危机感、紧迫感和耐心感、希望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必须在不放弃希望的同时还要有危机意识和紧迫意识。我们不能太乐观，未来并不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感到忧虑；但是，即使是焦虑甚至是绝望，你都必须做一些可以让你感到有希望的事情，你得用尽全力，你得为解决问题付出全部的努力。我认为生态批评就是一项充满希望的工作。生态批评家在努力运用想象和思维来帮助社会和地球。
王：你知道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的一句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吗？孔子说的那种境界就类似于你所说的在绝望中全力争取希望，也类似于希腊神话里西绪福斯的抗争。绝望者用尽全力争取希望的努力，往往是最纯粹的努力、最少功利目的的努力，他更多地是为了这努力的本身，或者为了内心的平静。你的话引起了我很大的共鸣。我想起了当代生态文学和整个生态思潮的始作俑者卡森（Rachel Carson）说的一段话：“我一定要履行我庄严的义务，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如果连尝试都不做，那我面对自然将永无幸福可言。”每当我产生类似于你的“生态绝望”之时，我的眼前常常会出现一个形象：一九六三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六十分钟”上谈话的那个满脸疲惫、满目焦急、满身癌细胞的弱小而又无比坚韧的卡森。
斯：那真的是一个感人的形象。我也想到了两个符号，那就是戈尔（Al Gore）在《名利场》杂志二○○六年五月号上发表的文章所提到的两个符号。戈尔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他最近强势崛起，为生态保护奔走呼号。他的这篇题为《真实的时刻》的文章围绕着两个表述Crisis的中文字展开。他解释道：“第一个中文字‘危’意味着危险，第二个中文字‘机’意味着机会。”不能全面认识岌岌可危的真实，就不可能抓住摆脱危机的机会。
王：现在看来，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