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技术上是粗线条的，在操作纲领上是总结式和伦理化的，在能否进入历史之公墓的录取标准上是舍小取大的。总而言之，它既抽象，又以故意的删除为癖好。《历史碎影》打破了这些清规戒律，或者说，它打心眼地瞧不起这些清规戒律；它让我们触摸到了十一位南方文人的生活内里，它是一部小历史，正如作者赵柏田先生所说：“我相信真实的历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的确，小历史的材料是从夹缝中得来的，它的方法是收集事情的剪影，但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阴暗而又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
书中写到的十一个人，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正好构成了这部小历史意欲完成的目标的最好解剖标本。干巴巴的大历史教科书隐隐约约告诉过我们，他们都不是大人物，他们都是南方文人，他们都处在一个激剧动荡的岁月，他们都有文人的共同特点：软弱，多愁善感，唯美，时而激进时而颓废，时而热血沸腾时而万念俱焚，就像他们阴霾、多雨、潮湿的南方。他们以文人的身份行走在宁波、湘西、上海、北京甚至美国和欧洲，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分有了那个时代应该具备的内容。在小历史眼中，他们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的全息图；而将全息图破译出来，正是小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小历史能否成立的命脉之所在。
赵柏田在《历史碎影》一书中堪称完美地实施了这一昂贵而又合乎人情的理念。为了对大历史的暗中对抗显得更有力道，他在对许多人的叙述中不惜采用小说笔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小说笔法在这里正好构成了破译全息图的最佳方式之一——何况那些充满过多歧义、充满了太多暧昧和晦涩特性的包孕性时刻，正需要小说笔法才能得到较为详尽的呈现。在赵柏田偶尔不无虚构的叙述中，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曾经长期被大历史忽略、被大历史遗忘的侧影出现了——这幅侧影十分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真正地、有血有肉地看见了一个大时代的边际。有了这幅侧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幅地图：那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地图。这幅地图不仅给出了被大历史遗忘的时代的边界，也重新搜集了过往的、孤苦无告的事件的细节，从而让边界有了淡淡的光晕，就像我们在宣纸上看到的月亮周边的那些光晕。正是这些光晕充分显示了大历史的偏见和枯燥，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光晕，一件事物究竟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一个人最后会不会是干瘪的。
我们大致上愿意相信，历史或许确实是一些枭雄级别的人物在歪打正着中设计出来的，但大历史只愿意总结历史被设计出来所遵从的规律，歪打正着的特性在大历史的总结中被消除了，并代之以必然性。大历史不屑于承认支撑历史存在的那些凡人、那些些微小事的意义与价值。于是我们看到了，大历史给出的历史疆域是直线式的，是整齐划一的，明晰得有如没有纷争的国境线。它排除了时代边界本应具有的光晕，而光晕意味着：历史并不是清晰的，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大历史所抽象的那样，完全被同一个革命目标所联结。光晕同时还意味着，必须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重新唤起，因为正是生活中的那些单个的人，构成了光晕得以存在的建筑材料，尽管那些单个的人不是大人物，可即使是枭雄级别的人，他们在设计历史时的歪打正着也正是他们渺小的象征，也应该构成时代之光晕的一部分。
文字技艺高超的赵柏田领会了小历史就是个人生活史这一精湛含义，和他的小说笔法相搭配的，是他特有的江南语调——这或许是因为他是个宁波人。在《历史碎影》中，江南语调显然是非社论化的、非道德化的、非板正和非中庸的。和江南的地貌、气候相一致，江南语调轻柔、温宛、在颓废中现出温情，滋长出对笔下人物的充分理解，并为光晕的最后成型提供了方便。因为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的搭配，使赵柏田没有机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物身上的任何一个有用的生活细节，更没有机会让全息图中应该包纳的任何一条信息遗漏出去。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按照一定比例的混合，最终使得一个时代的地图充满了阴霾之气，充满了悲剧、颓废与忧伤相杂呈的调子。
但千万不要以为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是《历史碎影》的全部，恰恰相反，它们不过是解剖工具，而工具的天职，就是必须以它面对的目标为圭臬；目标的戒律，则是必须以解剖材料提供的信息为准绳。赵柏田在完成这种名之为“碎影”的小历史的过程中，处处以史实为依据（虽然偶有失误），让那些曾经在历史教科书里无限干巴的事物与生活，马上鲜活起来。他笔下的人物，都戴着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时代特征来到了我们跟前。他们由此成了我们这些活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这些活人，对那些干巴巴的历史规律没有兴趣；我们更愿意对那些不清晰的东西怀有好感，因为不清晰就意味着神秘，意味着可能性。
过往的人、物、事曾经遵循过哪些被抽象出来的历史规律，是不重要的，哪怕它叫必然性或者历史的车轮；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让过往的人、物、事重新活过来。但太多的历史写作与此刚好相反：它让过往的人、物、事再次死去。滑稽的是，它又是以指名道姓的隆重方式让它们死去的，活像一个蓄谋已久的仪式。这就是说，它点了张三的名，张三马上就会咽气。因为在它那里，张三不过是论证历史规律之存在的木乃伊，张三究竟如何走完他或坎坷或顺当的旅途则是毫无意义的。《历史碎影》之所以要使用不入大历史法眼的小说笔法与江南语调，就是因为它想从侧面偷袭大历史的命门。我认为它的偷袭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可能是这部小历史实在太小了，所以并没有出现我们期望中出现的景象：大历史捂着自己的要穴痛得满地打滚。
返回目录历史如何触摸
□吴晓东《读书》2006年第12期
如何使历史叙述真正接近历史那已经永远难以真正再现的“现场”，是令许多史学家煞费苦心的事情。近年来以“五四”为研究课题之一而令学界瞩目的陈平原先生，为了亲身体验当年五四运动的现场感，曾带领自己的学生重走“五四”路。“沿着当年北大学生的游行路线，用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从沙滩红楼一直走到因被学生‘火烧’而名扬天下的赵家楼。一路上走走停停，指指点点，不时以历史照片比照或补充当下景象，让思绪回到八十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春夏之交。此举说不上有何深刻寓意，只是希望借此触摸那段已经永远消逝的历史。”
陈平原对这次重走“五四”路的叙述，采取的是低调的姿态，而我却把这次“重走”看成是“寓意”超过了实绩的象征性行为，看成是一种试图使历史记忆变得触手可及的田野实践，一种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的地理志书写，从而使对历史的触摸显得真切与具体，借此拒斥历史研究的过于抽象性和理性化。其中的“寓意”其实是丰富而深长的。
在陈平原的新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导言中，作者这样叙述他选择“五四”这一课题领域的初衷：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历史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
在陈平原眼里，“五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来说，便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3页）这种对待“五四”这一人类历史上“关键时刻”的态度，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学界所出现的一股“告别五四”、“pass五四”的潮流，或许在“后现代”论者那里，开创了“现代”纪元的“五四”早应该被“告别”，其“后现代”的诸种叙事的展开也只能以“超越五四”为逻辑和历史前提。而在陈平原看来，“所谓‘超越五四’，首先是深入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以及学术思路”。即便如此，意图超越“五四”也无异于一种后现代的僭妄。因为五四“其文化口号、其学术思路，萌芽于晚清，延续至今日——可以这么说，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2页）早在一九九三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的“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陈平原甚至还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假如放宽眼界，设想未来的历史学家撰述中国文化史，‘二十世纪’这一章该如何‘命名’？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定为‘五四时代’。”（《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69页）
虽然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却并不意味着关于“五四时代”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尽管涉及“五四”的历史叙述以及专题研究堪称是汗牛充栋，尤其关于“五四”的回忆更是车载斗量，但真实而鲜活的“五四”却似乎越来越隐没在历史的暗夜中。美国学者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