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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军阀互相打，国共也在打，日本人打进来，把中国变成一个杀戮场，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又成了另一个大战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尽管他事后想起来，最好的读书日子，只有“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但是，就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毕竟他还有读《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钟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也许，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记得前年夏天，父亲谈起他在闽北山区流亡时的暨南大学生活，对于我，好像就陌生一些，因为毕竟他是学国际贸易的，他身边的那一圈人，我大多不熟悉，只是听他谈起何炳松先生，让我对这个《新史学》的翻译者有一些新印象。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又远比我父亲的阅历丰富，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民主人士张奚若、有战国策派雷海宗、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当然，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殷福生（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这些我们文史领域中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他回忆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与王浩关于“幸福”的讨论，也许，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王浩）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艾略特的一段话：“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it is a daily battle。The only end to it，if we live to the end，is holiness。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 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据说，何先生与王浩之间有过多次讨论，“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论，说明这一观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幸福：什么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除了这一次和王浩的谈话中，说到“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把幸福看成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外，我注意到，何先生在口述自传中，还特别反复郑重地再次提起“幸福”一词，他说那时他曾想要写一本《幸福论》，他觉得，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是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好像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所愿望的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金钱的满足。在一处他又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另一处他再次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也就是说，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我想，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何先生回忆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比我年轻一代的，也就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时候的中小学生，他们大概也有一个情结，就是对个人崇拜的情结，一听到伟大领袖，马上泪流满面，我想现在一代的青年人恐怕也没有那种情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时代情结就是仇恨日本。”这当然不是一种狭隘的仇日情绪，其实应当理解为对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现实的危机，加上自从一八九五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签订以来，直到一九三一年的东北沦陷，再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这一次次的受辱，自然积成了这种心情。
在这种心情中，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自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这是一代人的感情倾向。记得那一年我曾经问我父亲，为什么要放弃上海好端端的金饭碗，跑到南京军政大学去吃八路的小米干粮？父亲沉吟半晌，只简单地说这是潮流。不过，追赶潮流并不意味着是见风使舵的政治倾向。何先生对于政治，对于那种被政党意识形态垄断了的所谓“政治”并不热心，这也许是他父亲的遗传，在这份口述历史中，他说，“我的父亲不是国民党党员，至少我不知道他是，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小时候我经常听他这么说，所以我想他不是党员”；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他上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学潮，大都是不满当时的政府，不然也不成其为“潮”，包括“一二·九”运动。他说，凡YX他都参加，但是有一个界限，那就是只参加爱国学潮。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第一，自己不是（政治）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YX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有人说，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整个地向西转了，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知识分子的主要倾向就是“西化”。不过，这个理解可能太简单，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向西方“现代性”看齐的方式，反过来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诉求，追寻民族和国家自立和富强的愿景，在“世界主义”的外衣下，凸现着一种曾经被称作是“民族主义”的感情。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虽然这种纠缠的心情，有时候会被看成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因为救亡是追求富强，依靠的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所以，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一体两面。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追随那些可以拯救国家、导致富强的大潮流，特别是在外敌压境的危机中，更是常常希望“东方红，太阳升”。这种心情，是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一代历史的人所不太能够理解的。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太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观和自由观好像都有些太单纯甚至太简单”，何先生很感慨。的确是很单纯很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