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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谈开,他也可能在后来的信里谈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找不见那封信了——杨清磐在《“惑”后小言》里面提到,徐志摩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美展会刊》,但因版面和时间不允许,没有发表。笔者一直想找到这篇文章,但久觅未果。不过我猜,在徐志摩未能面世的这一封信里面,他肯定会把罗杰·弗莱的说法深入阐述的。可以确定的是,徐志摩对塞尚的地位一直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他在公开发表出来的文章中说:“塞尚在现代艺术上,正如洛坛(即罗丹)在塑术上的影响,早已是不可磨灭、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个人艺术的评价亦已然渐次的确定——却不料,万不料在这年上,在中国,尤其是你的见解,悲鸿,还发见到这一八九五年以前巴黎市上的回声!”
而徐悲鸿对塞尚的态度则有些变化。在第一封“惑”中,徐悲鸿说塞尚的艺术“无耻”、“浮”,看完徐志摩的辩护之后,徐悲鸿在他的《“惑”之不解(续)》里面,立场显然有所松动,他不再说塞尚“无耻”了,承认他是一个“愿力极强”的画家,可以佩服“其人之艰苦”,但他还是认为,除了塞尚极少数的作品,大部分都“虚、伪、浮”。值得注意的是,他想让徐志摩举出塞尚五件作品,并解释其如何“优越卓绝”。他认为徐志摩说不出来,因为一解释就涉及“technique”(技巧)的范畴,而塞尚的作品实在是谈不上“技巧”。徐悲鸿这种重视“技巧”的观点恰恰为罗杰·弗莱所狠狠批判。徐悲鸿在当时或许都不知道罗杰·弗莱为何许人。他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承认自己不懂英文。事实上,作为一个画家,即使他懂一点英文,也未必会关心罗杰·弗莱对于后印象派的看法。但是,似乎因为看到徐志摩拿出一个英国批评家为自己助阵,于是徐悲鸿也把丹纳抬了出来,称丹纳是他最佩服的“大批评家”,还引了丹纳一大段话(当然也是用古文翻译)。事实上,徐悲鸿之推崇丹纳,也很能见出他的审美理想和趣味。丹纳的思想和方法基本上都是来自温科尔曼这位德国十八世纪的艺术史家,至于他自己的生命也连同他的思想都终结在十九世纪,并没有向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迈出半步,完全是一个古典传统熏陶出来的人。而徐志摩说徐悲鸿的言词是“一八九五年巴黎市上的回声”,也是再恰切不过。
“二徐之争”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但作为一个文化交流中的典型事件还是值得关注。在二十世纪初,到欧洲求学的留学生毕竟有限,尽管他们都“留洋”,都有“话语权”,徐志摩和徐悲鸿也都颇为强调这一点,但他们到了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他们看的书、接触的人、思考的问题都不一样,关于同一问题的观点表述也自然各有不同。有的人抓到了象鼻子,有的人摸到了象腿,象是存在的,但是在言语之中根本就不存在完整、真实的大象。艺术的内部常常因为文化交流中的偏见、误读与遮蔽而引起争论,这在中西方都一样。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大概都源于知识、理想和信仰,徐志摩和徐悲鸿之间的争论也没有超出这些范畴。但在这种具体的言语表述中,我们毕竟在信息的不对称的交流中发现了更多历史和思维所具有的丰富和鲜活的层次,而这也正是作为文化交流的思潮研究最迷人的地方。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郎绍君、水天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98。00元;《视觉与设计》,罗杰·弗莱著,易英译,江苏教育出版社二○○五年版,2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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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宏燕《读书》2006年第12期
土耳其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畅销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给读者奉献了一场波斯细密画的盛筵,充分显示出作家本人对波斯古典文学和波斯细密画的深刻造诣。该书中译本封底引用《出版人周刊》的评论,介绍小说叙述了“一则历史悬疑故事”,“它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一本哲思小说……也是一则爱情诗篇”。其实,这部小说既不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更不是一则“爱情诗篇”,说它是一本“哲思小说”还稍稍靠点谱。奥尔罕·帕慕克在这部小说中给我们讲述了细密画艺术所蕴涵的深刻哲学思想,以及它在欧洲文化的强大冲击下所面临的困境。
波斯细密画兴起于蒙古人统治伊朗的伊儿汗王朝(一二三○——一三八○)时期,这时的伊朗已经完全伊斯兰化,并且同化了统治者,从合赞汗(一二九五——一三○四年在位)开始,统治伊朗的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然而,伊斯兰教是彻底的一神教,禁止偶像崇拜,清真图案都是植物花卉纹饰,绝少动物和人物,在细密画产生之前,画家和绘画艺术因被视为偶像崇拜而受到扼制。以人物活动题材为主的波斯细密画之所以能为伊斯兰文化所接受,并最终成为伊斯兰艺术的一朵奇葩,与细密画所蕴涵的深刻的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哲学密切相关。
细密画的兴起正逢伊斯兰教中的苏非神秘主义在伊朗盛行的时期。苏非神秘主义产生于阿拉伯,但使之发扬光大的却是伊朗人,其核心是主张“人主合一”,即人可以通过自我修行滤净自身的心性,在寂灭中获得个体精神与绝对精神(真主安拉)的合一,以此获得个体精神在绝对精神中的永存。苏非神秘主义作为当时伊朗社会的主导思想,对伊朗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一种文化积淀渗透到伊朗人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传说,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书法家伊本·沙奇尔在清真寺高高的宣礼塔上目睹了蒙古军队在巴格达烧杀抢掠、焚毁书籍的暴行,决心把蒙古军队的暴行画出来,由此开创了细密画艺术。不论这个传说的历史可信度有多少,但细密画的绘画视角的确是一种从高空往下看的俯瞰视角,洞悉世间的一切,这种绘画视角被认为是真主的全知的观望角度。因此,细密画画家作为真主的仆人,只是在履行真主的使命,为真主服务,把真主眼中的事物展现出来。真主是全知全能的,在真主的眼中,远处的人、物与近处的人、物没有大小的差异,山后的人、物不会被山体所屏蔽,房屋建筑也挡不住真主全知的眼睛。这就形成了细密画特殊的空间表现观,远处近处的人、物一样大小,山前山后的人、物处在同一平面,房屋建筑犹如被刀从中剖开,里面的人物活动一清二楚。
在对画中人、物的描绘上,细密画着重人、物的普遍性和共性而不是特殊性和个性。这是因为人的肉眼只能看见个性和特殊性,看不见共性和普遍性。人的肉眼看不见“马”也看不见“人”,看见的只能是某匹具体的马、某个具体的人。人对普遍性和共性的认识是从众多个性和特殊性中概括出来的一种“类别”,是人的心灵觉悟到这种普遍性和共性而后赋之于自己的认识,苏非神秘主义认为,这种悟性来自真主先天的赋予,共性和普遍性只属于真主,只有造物主真主才能看见。在真主的眼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一样的。尽管在人的肉眼看来,人、物每个都有自己的个体特征,彼此不相同,但为真主服务的细密画画家从来不会面对一匹现实中的具体的马或具体的人去画“这一匹马”、“这一个人”,而是把马或人的共性特征融会于心,画出的马的确是“马”,但又不是现实中的任何一匹具体的马;画出的人物的确是“人”,但又不是现实中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从而避免了陷入偶像崇拜和个人崇拜的异端中。
在色彩上,细密画遵循“崇高说”,认为崇高高于人的肉眼所见的真实,因为细密画画的是真主眼中的世界。这个信条使细密画艺术家打破了自然界颜色的局限,集自然界中所有的色彩美为一体,以鲜艳亮丽的色彩和大量使用金箔来造成一种异乎寻常的刺激,让人在目眩神迷中,产生崇高神圣之感。因此,我们在细密画中可以看到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各色马儿、山丘或天空,整个画面美轮美奂,呈现出一种幻想的美、升华的美。因为对于细密画画家来说,颜色是被感知的,而不是被看见的,很多细密画大师在失明之后对色彩的领悟和运用往往胜于失明之前。针对蓝色的马、绿色的天空或紫色的山丘,人的肉眼会说,自然界中没有这种情况。细密画画家们的反驳是:人为了否定真主的存在,就说看不见真主。在真主的世界里,任何颜色的东西都会存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主人公之一姨父在被凶手杀害后,灵魂升空,看到了一个只有在细密画中才有的色彩斑斓的世界,看到了蓝色的马,人们相信真主的世界就是如此色彩斑斓、亮丽崇高,那里永远没有黑夜,因此,细密画中的夜色永远如白天一样鲜艳明亮。由此,细密画在以上三方面的绘画基点上获得了伊斯兰的合法性。
波斯细密画在技法上受中国工笔画的影响很深,但其精细的程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到了无以复加、叹为观止的地步。一些杰出的细密画大师在长年累月的精耕细作之后,因用眼过度往往失明,这被认为是真主的恩赐。细密画是画家对真主眼中的世界之美的追寻,那么画家要获得真主的视角眼光,就必须泯灭自己肉眼的视觉。因为苏非神秘主义认为肉眼是人认识真理的幕障,肉眼所看到的东西是幻,真理只能用心灵之眼去觉悟。一位细密画大师在失明之后画出的作品,往往胜过其失明之前的作品,因为他已经超脱了肉眼的纷扰,达到了心灵的至境,完全凭着记忆去画。这种记忆被认为是真主先天赋予人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