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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艘，计2028吨；
自行凿沉拆毁避免资敌（被敌机炸沉触雷沉毁）16艘，计11460吨；
军公运输遭受损失7艘，计4188吨；
被敌劫持掳去5艘，计2662吨；
以上统计不含夏、驳船，累计20338吨。
李博候不解其意，问道：“作孚，你让我看这个干什么？”
卢作孚气愤地道：“民生公司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还少吗？为什么要苦苦相逼？”他话题一转，“徐学禹说要‘吃’我，你听到没有？他为什么要‘吃’我？民生公司在抗战中，对国家贡献那样大，招商局的贡献在哪里？我倒要看他对我怎样吃法。非要他讲清楚不可！”
卢作孚说到做到。他特地在上海环龙路金城银行招待所请客。宴席的名义是欢迎李博候，为李司长接风洗尘。
来的都是与航业有关的人：李博候、徐学禹、钱新之、杜月笙等。
上了一道菜后，卢作孚激动地站了起来，说道：
“今天承蒙诸位光临，非常感谢！这里，我要请问一下徐总经理，听说你要吃我？为什么要吃我，你必须跟我……”
钱新之一看气氛不对，赶紧站起来打圆场。
“唉！作孚！作孚！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
别的人也一齐劝道：
“可能是误会，可能是误会。现在不要讲，饭后慢慢讲。”
徐学禹坐在那里，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结果，这次宴会不欢而散。
与四大家族的斗争已经公开化了。散会后，卢作孚将公文包往桌上一扔，让秘书周仁贵准备纸笔，口授了一个报告。
这份呈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中，卢作孚“要求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从美军手中接收的舰艇中，交给民生公司试航川江的几只小型登陆艇的所有权，无偿交给民生公司，以弥补在公司在战时遭受的损失”。
国民政府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得同意卢作孚的要求。于是，这几只登陆艇——沅江、赣江、湘江、沱江、岷江等，正式交给了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航运重点开始了迁移；从重庆到上海。
卢作孚在海洋运输的初步胜利后，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在公司负责人会议上说：
“大家都知道，内陆的重要城市大都在江河旁，江河给他们提供了舟楫之利。同样，世界上的名都，滨于海洋的约有四分之三，如伦敦、纽约、马赛、横滨、孟买、汉堡等。海洋为它们提供了发达的交通，使它们既是名都，又是良港。无论中国人，或是外国人的祖先，早就对神秘的海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中国的郑和不谈，就说意大利的哥伦布吧。他相信地球是圆的，既能由东方，也能由酉方经海洋走到印度，于是驾着帆船，备尝艰辛，两个月后到达南美洲东部，发现了新大陆，这就是现在所说的西印度群岛。1519年，西班牙人麦哲伦步哥氏的路线，绕南美洲南端远航太平洋，无意中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再向西航，到了印度，次后绕好望角回国。他们以血汗和智慧，证明地球是圆的，更证明了占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无边海洋，是人类用武之地！
人类逐渐认识了海洋，就想征服海洋，便利交通。现在，巨型的轮船已经造出来了，有的载重达10万吨以上。诸君不要认为我们现在手头有几只船，就了不得，说来，我们所有船的总吨位，还不及一艘这样的巨轮的一半！人们造出了航速快、吨位大的海轮，还要改造海洋，在近代交通史上最为出色的，要算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了。苏伊士运河不仅沟通了红海与地中海，而且缩短了从欧洲到亚洲的航程，从伦敦到孟买以前是12500英里，现在一下缩短了5500英里，而且巴拿马运河的成功，便把纽约到旧金山的航程缩短了80英里，上海去纽约，则缩短了3500英里以上。这是多么4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催人自省的成就，会使我们看到大至我们国家，小至我们公司在世界海洋航业中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今日，我们公司全体同仁奋斗20余年，终于向海洋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亦是值得自豪的一步。”
卢作孚强调说：“我们的事业一直处于艰难困苦之中，要求大家仍旧遵循民国23年2月9日签署的通函，即：一、不宣传个人，不宣传事业；二、不介绍事业的成绩，只介绍事业的艰难困苦。”
这就是卢作孚的思想风格。
卢作孚的话不幸言中，加拿大又传来坏消息，请他立即飞赴加拿大。
卢作孚心急如火地赶到加拿大。属下的人员向他汇报：造船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配件都是从美国购入的。由于加方对价格变化估计错误，未及时购进器材，加上物价暴涨，原计划造船资金不足，厂方不愿做赔本买卖，轮船不能按期交货……厂家的老板找到魁伯克办事处，要求加价，不加价，他们就破产了。
“要加多少？”卢作孚迫不及待地问道。
“30％！”
“340多万加元？这个数目太大了。”
卢作孚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先礼后兵。
卢作孚开始与两个生产厂家进行洽谈。卢作孚经过论证，认为加价约28万加元。
加拿大两个厂家不同意，坚持从总造价的30％降到25％加价。
相差10倍！双方争执不下。
加拿大老板下了最后通牒：“如贵公司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就濒临破产，只好停工了。”
卢作孚感到这是在仗势欺人。他决定与加拿大两家公司打官司！他请来了非万金请不动的著名律师伊尔斯莱，这位原任加拿大政府的财政部长，在拿到10000多加元后，微笑着开始了工作。
两家造船公司的老板也不甘示弱，不惜重金，请时任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的儿子为律师出马。
据双方律师的意见，这场官司最好是私了。双方私下谈判，加拿大政府派出观察员。
但谁也不能说服谁！
谈判破裂。
卢作孚决定亲自一试。他同童少生、皮尔士等人最后去找了一次加拿大商务部长。
“部长先生，贵国造船公司口口声声说困难重重，濒临破产，那么，今天贵国造船公司的情况，就是明天民生公司的处境！”
卢作孚的意思很明白，如果逼我们民生公司走投无路时，你们1000多万加元就算扔到太平洋去了！
商务部长很清楚这句话的分量。
于是，加拿大政府只好直接出面干涉。
1947年8月20日，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妥协方案产生了。
民生公司、造船厂、加拿大政府三方各负担加价总额的三分之一，约计80多万加元。
民生公司被迫拿出80多万加元，尽管比原先的三四百万元少得多，但卢作孚是感到自己在这场角斗中成了大输家。客观地说，这场官司双方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输，谁也没赢。
纵横海洋功成名就，风云再起，汽笛一声千滴泪……
1948年，是民生公司发展的顶峰：拥有江海轮117艘，驳船31艘，总吨位达51682吨，长江沿岸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人员多达8000余人。此外，民生公司在其它行业里还有大量的投资或独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轮船公司！
民生公司庞大的机构令人惊叹。总公司下设4室3处23课。总公司以下，又有若干层次的机构，如上海区公司辖船务部、业务部、供应部、财务部，部下设课，而设了分公司的就有万县、宜昌、汉口、青岛、天津、基隆、广州等地。
民生公司的这些机构，从总的来看，设置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浮于事，人牵制事，官多于兵的现象已表露无遗。
整个民生公司患了一种企业的中年病。有人撰文评论道：
“公司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牵制。按地域分，卢作孚出生在合川，创业初期多是合川人，自然与不自然合川人占优势，被人称为合川帮；稽核长是长寿人，手下人马非长寿不用，又有长寿帮之称；其它还有某氏祠堂、某县同乡会之类的叫法。按年龄和在公司的资历分，有以郑东琴、郑壁成为代表的元老派；以童少生、杨成质为代表的少壮派。按经营范围分，有以主要力量经营长江航业的总公司，被人称作渝帮；有着眼于沿海航业的上海区公司，被人称作沪帮；甚至还有从政府部门转到民生公司，专司与政府打交道的张梁任、李永懋等人，被称作官僚派。各种派别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内耗的精力有时超过对外的精力。逍遥派坐收渔翁之利，乐得在缝隙中逍遥度日。卢作孚不属于哪一帮，哪一派，但问题在于他统辖的是这样一支队伍，齐心协力干事已成当年陈迹。
“一些人完全丢掉了民生精神，利用职权和手中的交通工具的便利条件，贪污腐化，走私贩运，或者遁入空门，不理世事。主任秘书郑壁成与卢作孚一起创业，干劲、文章、才能都被卢作孚看重，这时已摇身一变成了重庆一个呼风唤雨的地皮大王，他的办公室成了交易所。财务经理彭瑞成利用货轮贩运生铁，结果露了马脚，职工大哗，一时风雨满城。带黄鱼，贩盐运米的事在一些船上屡禁不绝。一度代理过总经理之职的宋师度，颇能洁身自好，只是走入了另一条路。他深信因果报应，轮回再生之说，甚至在公司里参禅打坐，敬神念经。公司一些人也尾随其后。有的人则上班包妓女，吃花酒。
“民生公司业务从江河扩展到海洋，从国内涉足国外，船队在变大，人员在增多，航线在延伸。然而，收入却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沿海航线以丰补欠，长江航线则从1946年到1949年连年亏损，当然，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被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