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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子英上前答道：“找熊明甫副局长。”
士兵满腹狐疑地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两位穿戴普普通通的人：“熊局长没空。”刚说完，又觉后悔，人家一开口就找熊副局长，口气蛮大的，怕是有来头的吧？于是，又换了口气：“找局长有事吗？”
“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就说有个姓卢的想见见他。”
姓卢的？士兵没吭气。
卢子英可沉不住气了，吼道：“你马上给我进去通报，新任峡防局局长卢作孚上任来了。”
士兵一听傻了，想不到这新任的局长不请自来，连声道：“是，卢局长。”
又是一个难熬的春夜。卢作孚仰躺在硬木板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上任一周了，这里的一切比原先想象的要糟很多，尤其是匪患，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三峡两岸大山连绵、森林茂密，土匪隐藏其中，集散灵活。”有资料记载：
“自清代盐枭张大同在此落草占山为王以来，就开创了匪患的历史。百余年间，土匪就像田中的杂草，割了又生。土匪打家劫舍，杀人越货，难以计数，仅各股土匪为争地盘就火并400余次。著名的匪首先后就有唐大鼻子、铁匠老横、磁器罗汉、三眼童儿、陈大娃子等。……百姓无计，逃荒他处；地主富豪修筑碉堡，购置武器，豢养家丁，有的与土匪通气结好，使百姓匪上加匪。事情有时荒唐到了如此地步：荷枪实弹、铠甲鲜明的官军过境，竟要与土匪有关系的团防护送！民国建立以来，官府对土匪一是剿灭，二是招安。华莹山顶有个庙叫宝鼎庙，是土匪的老窝，四川军阀对其招安，一夜之间封为军官，人们讥讽他们是‘宝鼎军官学校’毕业的。其中匪首唐大鼻子被封为川军2师5营营长，带着人马驻守北碚。他公开宣称，在他的防区内他要保民，不出抢案，交换条件就是地方按月给他纳‘保险金’。结果，他不抢此地，就去抢彼地，冒犯了另一股土匪，互相残杀，唐大鼻子被人乱枪打死。这样一来，官匪难分，土匪日多，波及面日大，不管是富室，还是穷家，都实在受不了这种折腾……峡防局成立后，以防范为主，虽然也剿了几次匪，但收效不大……”
如果不从根上清除匪患，只一味地围剿，土匪势必像割野草一样，割完一茬又长出新的一茬来。卢作孚寻思道：必须进行人的训练，从提高乡村人的整体素质着手。
主意已定，卢作孚吹灭油灯，才发觉天已黎明。
一夜之间，北碚大街小巷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
“造公众福，急公众难。”
……
卢作孚深知，要建设，要创造，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有秩序的社会。他一面整顿峡防局，训练士兵，一面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参加肃匪斗争。
他大声疾呼；
“社会不安宁，绝没有安宁的个人或家庭。”
“要使地方安宁，必须使匪不安宁。”
他多次召开民众大会，号召整个社会都武装起来，消灭匪患：
“团防是被匪徒抢劫、逼迫得无地偷安了，才办起来的。我们要想身家性命得到安全，社会有秩序，不是仗恃有团，而是仗恃无匪……必须使大家行动起来，不说使民众武力化，也应使武力民众化！”
一场全民肃匪运动序幕拉开了。
熊明甫这位副局长万万没想到，一介书生意气的卢作孚刚来北碚不多日，就在犹如一团死水的北碚，突然投入一块巨石，激起冲天巨浪。
熊明甫服了这位新来的局长：“多少年的隐患，你一来就没了，我彻底服了。”
“这才是一个开头啊！”卢作孚道，“要肃清土匪，一要寓兵于民，二要化匪为民。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攻心为上，杀戮宜少，以匪治匪，鼓励自新。还得稽查奸究，就必须认真调查和登记户口；要防止流氓的产生，以杜绝匪源，必须禁绝赌场、烟馆。真正做到长期无匪，不产生新匪徒，还需从各方入手，来它个斩草除根！”
卢作孚抬起手猛地往下一劈：“这就是我的乡村建设理想。”
卢作孚为北碚的乡村建设营构着一个“现代中国的缩影”。他在《乡村建设》中写道；
“建设的意义是说：今天以前没有举办的事情，把它举办起来。这是好多乡村朋友不很明白的，因为他们骤然见着今天以前没有举办过的事情，他们不会明白这事情的意义。……乡村的朋友不但不懂得建设事业，而且不愿有，深怕有建设的事业；不但是无知识的人们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在乡村的地位很高，名望很好，权力很大的人是这样。因为他们另有经营的事业，是他们向来把持着经营的。
“第一便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店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是每天可以有上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有上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的开支……
“我们要提倡的事业意义却不同，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怎样减轻苦痛呢？是要他们少些骚扰，少些病痛，少些天灾，少些强力的压迫，少些不应该有的负担。怎么样增进幸福呢？是要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
卢作孚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背景，更认准认清了北碚的真面目。他将北碚匪患的症结归于乡村建设不力。
每每盗匪问题是起于乡村，不起于城市，在历史上只听说盗匪满山，
不容易遇着盗匪满城。盗匪一起，发生了乡村的治安问题，乡村地位之重
要，就此更可证明。乡村人民不能自治，不肯过问利害切身的乡村问题，
便完全让土豪劣绅专横；自然，他们更不肯过问眼前以外的地方乃至国家
的政治问题，便完全让军阀专横。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
题。乡村地位之重要，就此愈可证明了。
卢作孚不改教育救国初衷，认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其后是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方面的建设。
杨继仁和唐文光先生评价道：“纵观卢作孚一生，他以毕生精力做了三件大事，即教育、乡村建设、实业（主要是航运），这三件大事紧密相连，互相影响，都具有重大意义，构成了卢作孚生命的三部曲。”
1927年夏天，对于刘湘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好的消息令他慰藉的了。卢作孚在北碚推行的乡村运动，很快就传遍了全川。这对于偏僻、保守、落后的四川来说，无异于一部新的神话的诞生。谁不知道北碚是个四不管、匪患猖獗、民不聊生的穷山恶水之地。仅仅因了一个卢作孚，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是不是一部“卢作孚神话”。
刘湘派秘书去看看。秘书很快就回来了。他的秘书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说——
街道很宽，也很清净。匪患基本上肃清。见不到烟馆、赌场、妓院。民众精神振作。每个方面看起来都井井有条。
“他靠什么将北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设成这模样？”刘湘不解。
“靠人。卢作孚认为人是第一位的，也就是乡村建设的第一需要，需要一群立志改革和献身建设事业的人。卢作孚先生的理论是：现代是由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形成的，而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又都是由人们协力经营起来的，人都是训练起来的。他对于人的训练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是要他们的头脑有现代整个世界那样大，能在非常明瞭世界的状态下决定自己的办法；第二是要他们的问题至少有中国那样大；第三是要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创造一个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关于人的训练问题，他曾专门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秘书伸手在公文包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刘湘。“这是卢作孚先生结合自己在北碚的工作经验写的，我带回来一张，你看。”
刘湘接过报纸，一行醒目的大字竖幅标题跃入眼帘：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
他不由轻声念出声来：
“……为解决乡村建设所需人才，须采取两个途径，即‘大才过找，小才过考’。根据事业的需要……”
卢作孚对人才之重视无与伦比。如同他曾经两度为官办教育一样，四处搜集人才。他每到一地，人才就汇聚一堆。在北碚也是如此。他寻求的人才中，有擅长民众教育的，也有会园林艺术的；有教育专家，也有金融里手；有懂经营管理的，也有会科研技术的，应有尽有。这些人才，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慕名而来，还有一部分是为寻求中国出路而来的有志之士。其中包括外国人才：法国人傅德利（昆虫学者）、丹麦人宋而慈（铁路工程师）、留学国外的唐瑞五（工程师）等等。
刘湘怎么也不明白，卢作孚在经费紧张，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竟然能够把形形色色的人都召集到一起。
“卢作孚在北碚搞了个训练基地，设在公共体育场东端的一座一进三大间的草房内。两边各写着一丈见方的五个大字：“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秘书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点不漏地汇报给刘湘：
“训练的内容，首先是纪律，还有政治知识、思想品德和业务知识。并且要经受社会服务的实习，都要经历险阻，吃尽苦头，目的在于养成他们的坚强意志、健康的体格、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刘湘听完秘书汇报，连声称赞道：“难得的人才！栋梁之材！”
正当刘湘对卢作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