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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他在英国被捕并被关在中国公使馆里好几天，在肯特礼（）博士帮助下方得以获释。 此后不久，他到伦敦我所住的旅店来拜访，对我在救荒和文字工作方面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感谢之意。他夸大其辞地大谈满族人的专横和腐败，声称他们一无是处。在他看来，必须由一个汉族人的政府取而代之，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指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他就会发现，满族官吏有坏的也有非常杰出的。仅仅简单地把最高权力从满族人转移到汉族人手中，而不在政府权力的中心进根本性变革，就像把一枚残破的硬币翻过来一样：那仍然是一枚残破的硬币。在我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但孙是不可能被从革命的路上劝阻回来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散发宣传革命的文字材料中。 回到中国不久，我访问了南方各港口，就文字工作的必要性问题给各地传教士做讲座。在香港，我碰到了改革派霍凯（音译）。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与康有为很熟，曾看过康有为的手稿，并提出了很多自己观点，那些观点后来被收在了康有为的变法上书中。他曾经劝说过孙中山不要倡导叛乱，而是去“宣讲自由的福音”。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孙中山的革命计划
4 孙中山的革命计划 1900年，在去美国途经日本时，得知孙中山住在横滨，就去拜访了他。发现他正埋头制定推翻清政府的计划。他宣称，满洲人是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做法的，只能靠恐怖的暴力驱除。他已经下定决心倡导革命，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回答说，看来我们只能分道扬镳了，因为我相信通过文字对政府的启蒙。我看得出，对曾经被囚禁在伦敦中国公使馆的经历，他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因此永远不会宽恕满族统治者。 从那时起，孙博士在美国、新加坡和爪哇拜访当地的中国人，为革命筹集资金。他也访问了巴黎，请求法国政府帮助他在华南建立一个汉人的独立王国。但是法国人没有接受他的方案。 于是，他在日本设立了自己的总部，那儿有一万名左右的中国学生在研究日本成功地超过他们的秘密。当他们对此有个一知半解之时，就回到各自的省份鼓动同乡反对满洲人的统治，把对满族人的仇恨煽动到白热化的程度。1908年11月，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皇帝的哥哥醇亲王的小儿子成为新皇帝，他被任命为摄政王。除了在日本积极筹备外，孙博士还与在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保持联系。欧美的一些留学生，尽管在政府管理艺术方面，他们的知识同孙博士对汉族和满族统治者的价值的相对性的认识一样不如人意，却相信共和政府能够使中国富强，像美国伟大的共和政体一样。于是，这样的呼声高了起来：“我们要建立共和国！”所有海外的中国学生和他们在国内的朋友都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在芝加哥，他们制作了共和国的旗帜。对那些渴望着攻击任何政府官员、或者打算劝诱他们接受共和的学生，孙博士都许以高官厚禄。 5 革命的爆发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先在武昌爆发，随后蔓延到其它政治中心。满族官员端方，刚被任命为四川总督 ，被残酷地杀死。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15，000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被屠杀。在太原府，满族人居住的满城的大门洞开，以为那些想逃跑的人提供方便。在福州、杭州、南京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很多满族人被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的上空都飘上了共和的旗帜。 12月上旬，代表自己的小儿子――皇上，摄政王向隆裕太后提交了退位诏令，她接受了，并把所有政治事务委托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革命首次爆发之时，孙博士正在英国，但是他很快就回国了。12月，共和议会在南京召开，有14个省的代表参加，选举孙博士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总理。但是，三个月后，孙博士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聪明的一步棋。他认为自己没有从政的经验，而袁世凯在中国大概是最有经验的政治家。孙博士被任命为交通总长，着手实施一个宏大的铁路建设规划方案。 但是共和政府的官员们，从孙博士那里得到了有利可图的职位，就绝大部分而言表现得不仅不称职，甚至比满洲人更腐败。这就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各个省份无不盗匪成群，他们杀人越货，任意横行。有几个混乱的省份试图建立独立的政府。对此，袁世凯采取了强硬措施。他任命荫昌，一个在德国受过军事训练的满洲人，为平乱大臣，并给他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将士。因为他所推行的军事改革需要巨额资金，袁世凯决定大借外债。孙中山宣布总统采取的行动违宪，因为没有获得议会的批准。 我被邀请去拜会孙中山，劝他不要把抗议宣言发往海外。因为袁世凯是共和国的首脑，国民应当对他表示信任，不要扰乱他认为使国家富强所必须采取的计划。当我见到孙博士时，他正在阅读他的宣言的校样。他把稿子递给我，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请求他不要把宣言发表，但他无论如何听不进理性的劝告。这使他受人尊敬的早期生涯画上了句号。 为数不多的革命党——他们在昙花一现的职位上劣迹昭彰，捞的好处往往达数百万两之多，可谓盆溢钵满——在1913年进行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叛乱尝试，结果不得不逃亡国外。据说他们现在藏在日本或其它什么地方，正在策划另一场革命。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袁世凯采取的措施
6 袁世凯采取的措施 面对各省混乱无序的压力，袁世凯坚持毫不延迟地强化军队的战斗力，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举措。他安抚了整个国家的民众，使他们对中国的所有朋友都心怀敬仰。 他采取的另一个聪明举措是邀请那些曾经被慈禧太后驱逐出境的改革派领袖回国。在这之前，康有为一般是不会接受邀请的。当他最终回国后，拒绝了提供给他的所有职位。梁启超回国后，被任命为司法总长。1913年冬，我又一次在北京见到他。他正急着为他打算研究英语文学的女儿寻找一位女教师。我向他推荐了鲍登－史密斯（）小姐。她是一位英国将军的女儿，毕业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就在那次见面时，康有为谈到了他对上帝的父亲身份和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的信仰，并说总有一天所有的民族将联合为一个政府。）尽管新政府也设立了一个教育大臣，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915年，除了国立的北京大学外，各省都缺乏能够满足需要的大学来训练中国学生研究各个高级的学科。这是共和中国的薄弱环节，因为她已经把教育从它占据了无数个时代的高高在上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在教育方面，袁世凯从来没有采取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策措施。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是个翰林。那人在德国完成了学业，吸收了尼采的错误理念，认为军国主义是最正确的理论。1914年，这位政府官员在上海做讲座，宣称对人民来说，宗教是最不需要的东西。在我这本书付印出版的过程中，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那麻烦不断的人生画上了句号。进一步的评论也就不必要了。 7 宗教活动 从1910年开始，李佳白（）博士在上海他的“尚贤堂”每月组织一次研讨会，研究中国不同宗教各自的优越之处。我被邀请担任外方主席，还有一位中国人担任中方主席。他邀请了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主持讨论会，每人就自己的宗教写一篇论文。根据规则，任何人都不能考虑其它宗教的错误，而只能考虑其它宗教所带来的好处。一开始，参加研讨会的很少，但革命爆发后，来参加的人就很多了。而当某些有名望的宗教领袖做报告时，听众多得大厅里都容纳不下。 8 会见首席毛拉 1910年，我会见了在北京的伊斯兰教首席毛拉。谈话中间，我问及是否出身伊斯兰教家庭的政府官员，例如两江总督马贻新——他在七十年代被刺杀，会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还是，他们在为官生涯中践履的是儒家的信条？他的回答是，恐怕马总督更是一个儒教徒而不是伊斯兰教徒。换句话说，伊斯兰教徒采取的是耶稣会士所实行的策略，把儒家看作是一种世俗的思想体系而不是一种宗教。 当问及伊斯兰学校是否仍然用阿拉伯语教学——像我在1875年看到的那样——时，他回答说，教授阿拉伯语，只是出于神学研究的需要；在普通伊斯兰学校中，学生们根据政府规定，接受现代教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上海的宗教大会
9 上海的宗教大会 1911年革命后，社会上有一种很强烈的观点，认为不仅中国政府在治理国家上失败了，就是中国的宗教也没有成功。在上海最大的会议大厅里，改革派的领袖们召集了一次全国性会议，李佳白先生、我、还有几位中国演说家被邀请在大会上讲话。地板上座满了男性听众，走廊里拥挤着女士们，还有数百人连大门都进不去。当我们呼吁中国在宗教及其它方面的事务上进行改革时，听众的反响是最真诚最热烈的。 此后，佛教徒和道教徒定期举行集会，讨论的是这同一个问题。李佳白先生和我，还有另外一些传教士，经常接受邀请，参加他们的宴会，并在饭后的讨论会上发言。道教的大教长这时来到了上海——他的家在广西，我们经常见面。一些虔诚的宗教领袖经常到我家来讨论宗教问题，往往待到下半夜还不走。在全国内重建宗教，这种观点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1914年，欧洲的大战 爆发后，大家都认为不宜继续在尚贤堂举行这种国际性会议。 10 山东英国浸礼会大会 19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