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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问题，并建议说，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外国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在稍后的1900年，因为敢于抗议对外国人的谋杀，因为通过把朝廷电报的措辞由“驱逐洋人”改为“保护洋人”挑战慈禧太后的权威，而成为英雄人物；另一位实际上是一位美国公民，因为已加入美国国籍，叫容闳，他曾把第一批100名学生送往美国留学。 9月中旬，我抵达北京后，与康有为见了面。他告诉我局势已变得很危险，他打算马上去上海。详细情况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告诉我。 我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津田先生后来成为东京的《日本时报》的主编。在后来，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时，他仍然是秘书。梁启超当时也在北京，他经张之洞总督推荐，也在政府内获得了一个职位。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
13 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 听说皇帝对袁世凯的任命后，慈禧太后很担心皇帝在他的帮助下，将剥夺她的一切权力。于是，她给荣禄下达了旨令。电告荣禄董福祥将军带兵入京，保卫太后的安全。与此同时，太后命令皇帝逮捕康有为，说他毒害了皇帝的心灵，教唆皇帝与太后作对。同一天，康有为收到了皇帝的信件，敦促他立刻离开北京，赴上海接受任命。康有为从信中读出了皇帝的用意，乘火车去了天津。慈禧太后听说康有为逃走，立即密电烟台和上海的官员，要他们逮捕康有为，就地正法。当康有为在烟台登岸时，电报已经到达了。但道台有事去了高桥（），随身带走了密电码，他的秘书没法翻译电报的内容。而康有为那时正在租界的街道上闲庭信步，沿着海滩拣拾贝壳。上海的中国官员高度警戒，等待缉拿康有为。但在吴淞口，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安排下，康有为被转移到了一艘英国海轮上，然后送往香港。 这时，皇帝继续颁布他的改革诏令。孙家鼐来通知我说，皇帝陛下打算9月23日召见我。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政变就突然发生了。袁世凯，在最后一次接受了皇帝的召见后，向荣禄告发了维新派反对太后的计划。 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在最后一次觐见皇帝时，皇帝命令他在带兵入京前除掉荣禄。所有的外国报纸也都是这样报道的。但贝克豪斯先生（）和布兰德（）先生在他们的著作《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这次觐见时确定无误地声明：“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以防谈话的内容外泄”（第205页）。因而，如果这是一次秘密会谈，根据精通这类情况的那些人的观点，关于所泄漏的内容的记载，只能来于朝廷中胜利了的保守派。尽管维新派一致认为，要结束反动势力对变法的阻碍，唯一的办法就是解除慈禧太后的权力，因为她是变法的主要障碍。但没有人想到要处死荣禄。荣禄曾是康有为的众多推荐者之一，并且曾当面向皇帝推荐另一位杰出的改良主义者——湖北巡抚陈宝箴 。在得到袁世凯提供的消息后，荣禄立即去觐见慈禧太后；太后马上采取行动，传令保守派采取行动协助她。听到袁世凯投向了慈禧太后，并且太后掌握了军队，伊藤侯爵解说道：“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做不成”。他立即离开了北京。 这当口，孙家鼐来拜访了我，告诉我说皇帝已被太后下令监禁，关押在中南海的一个小岛上。他还说，太后已经正式作出安排，在我原定前去觐见皇帝的那一天、那个时辰，恢复对政府的控制。 9月21日，朝廷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宣称对他来说，治理国家的负担过于沉重，责任过于重大，因此请求太后协助他理政。23日，又发布诏令，要王公大臣们向太后行礼致敬，并再次奏请太后摄政。 同一天，梁启超和谭嗣同秘密拜访了我，告诉我说朝廷已下令逮捕他们。我们在一起讨论保护皇帝的办法和措施，很可能他有生命危险。我们决定，容闳，因为已是美国公民，前去拜访美国公使；梁启超去日本公使处；我本人则去会见英国公使：劝说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保护皇帝。但不幸的是，美国公使去了山区；英国公使则正在北戴河。 为了防止变法维新分子逃跑，城门关闭了。但梁启超想方设法去了天津，打算在那儿乘日本船出逃。尽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只小船的追捕，但他还是逃脱了，最后安全登上了甲板，驶往日本。 我也去了天津，为的是与英国公使会面，他正在从北戴河回来的途中。我请求他尽最大努力，拯救皇帝和被追捕的改革者的生命。但他对维新变法派早有偏见，他的态度完全不像他的前任欧格纳爵士。他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来于无知。因为后来我了解到，在他从北戴河回来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康有为。 14 遇害的改革派 另外一些改革派逃到了日本、澳门和美国，但也有人根本就没打算逃跑。9月28日，有六人未经审讯即被处以死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谭嗣同是湖南人，父亲曾任湖北省巡抚，大约三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经多位官员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内阁的下级秘书 。在康有为替皇帝起草著名的改革诏令过程中，谭嗣同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有刘光第、杨锐两位，都是四川人，四十岁左右；还有杨深秀，是一位翰林，也是一位御史检察官；康广仁，三十五岁左右，是康有为的弟弟；最年轻的是林旭，只有二十六岁，是著名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鸦片战争之初，他在广州销毁了外国商人的鸦片——的后代。六人中的四人曾在内阁任下级秘书。在解往刑场的路上，林旭要求说几句话，被拒绝了。但谭嗣同却不理会允不允许，毫无畏惧地慷慨陈词：“我愿意流血而死，如果我的国家能够得救。但是”，他向法官高呼：“今天死去的每个人身后，都会有一千个后来者继起，继续我们的改革事业，继续忠于皇上，反对篡夺！”就这样，维新变法的先烈英勇赴死。林旭的未婚妻听到他被处死的消息后，立即自杀身亡。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其他改革者的命运
15 其他改革者的命运 被处死的改革者中有四位是湖南巡抚沈宝箴推荐的，因此沈宝箴被撤职查办，终身不复起用；苏之庆（音译），一位杰出的翰林，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推荐康有为，不得不在牢狱里度过后半生；他的儿子、湖南学政苏胤之（音译），被撤职查办，终身不复起用，因为他向皇帝上奏，要替父亲在狱中服刑。 我的老朋友张荫桓，担任过驻美公使和作为全权使节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的经历，可能使他的命运得到了缓和：他被发配到喀什干。1900年，张荫桓被义和团的首领下令杀死。陈炽，是他帮我写定了献给翁同和的改革方案，因为极度伤心而死。文廷式，是皇帝后宫女学的老师，在1895－96年间的冬季里，我与他经常见面。朝廷下令逮捕他，但他逃到了国外。 王滔，乔治·欧文（）牧师的朋友，也是基督徒的坚定支持者，逃到了日本。大概是一两年后，在上海，当我去广学会的一处仓库时，一个和尚跟我打招呼，问我是否认识他。我认不出来。他不送给我名片，而是找来一支笔，在手心里写出了自己的名字：王滔。 16 皇帝的逊位诏令 太后的严密软禁，导致皇帝久病不愈。1889年1月4日 ，朝廷发布诏令，声称由于身体健康原因，皇帝决定退位。这在皇帝的忠实追随者之间引起了惊惶。在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抗议当中，有一封以上海工商学界人士名义发出的电报，请求太后不要让皇帝退位，并称皇帝退位会引发外国的干涉。起草电报的人叫经连三（），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也是上海第一所女学的校长。三天以后，经夫人在电报局一位职员的陪同下，来我家拜访我，请求我帮助一下她的丈夫。我建议他去日本或者澳门暂避，并替他给我在香港的朋友写了介绍信。女学很快就被查封。校长在逃往澳门之前，给了我一份有关女校资产的中文文件，是以我的名字注册的，以免校产被政府没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1 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也许可以跟耶路撒冷、麦加、贝那拉斯 、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道教大教主所在的江西（龙虎山），以及西藏达赖的驻地相提并论。这里是中国最流行的佛教的中心，莲华经为其主要经典。也就是从这里，大概来于埃及的、信奉阿弥陀佛的净土宗踏上了远东的土地，并迅速普及整个中国和日本。在天台山，有很多寺庙属于这个净土宗。它在佛教历史上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非常渴望前往一游。1895年5月，在伦敦会的厄尼斯特·包克斯（）牧师陪同下，我参观了这座圣山。 2 打算参拜教皇的满族基督徒 我们带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姓童的满族基督徒同行。他这人很不简单：罗马天主教为他举行了洗礼，希腊正教为他举行了坚振礼；他在长老会传教士手下学习过医学，又在斯格特（）主教的指导下成为一名口授教义者。他有杰出的个人能力，又有一个开放的心灵，企图证明一切事物并且坚守那些正确的东西。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他与来中国的好几个教派有关系，他就应该去欧洲，请求教皇把所有在中国从事传教工作的教派统合为一个整体。带着这个目的，他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找我。我们是老朋友，有一个时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