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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皮尔·布歇说：“那是西蒙主教，是个很不错的人”。 “是的。”他回答道，笑容在他脸上绽开：“你还记得将近二十年前在奥克萨斯号邮轮上的谈话吗？他全部告诉我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你”。 在我的妻子去世时，皮尔·布歇很快就给我来了一封信，表示慰问。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 妻子患病
2 妻子患病 在到达上海之前，理查德夫人患了口炎性腹泻。这是英国人知之甚少的一种病，甚至医务工作者也不很了解。巧的是，我们在老家的一个朋友同时染上了这种病，并且我们很快得知，她的病早已宣告不治，因为当时的医生不知道怎样医治它。在上海，我耗费了两个礼拜的时间，请了当地技术最高明的医生之一给妻子看病。结果症状大为好转。然而，他从来不解释病的性质是什么，也不解释他的治疗为什么如此见效。 我们继续赶往山西，寄希望于在那儿休养一段时间后，夫人会自然而然地恢复健康。然而，她的身体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个月一个月地恶化起来，直到1887年夏。在这最炎热的季节里，太原府的传教士都要到山区去开展工作，为期一个月，只有我们夫妻二人留在城里。我的朋友，中国内地会的爱德华斯医生，临走之前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为了给我妻子治病，他已经尝试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但令人丧气的是，什么办法都不能奏效。他手里拿这一本书，对我说：“我写信让国内的人把关于这种疾病的最好的医学书籍寄来。这是今天早上刚到的，我打算给你留下，你好好研究研究”。 我从头读到尾，了解到这种病实际上全身的粘膜发炎，处方的关键在于采取措施治愈粘膜，那样健康即可全面恢复。书中建议了两种治疗方案：第一种是不吃任何食物，事实上是让消化器官彻底休息，粘膜会因此而自行痊愈。然而，虽然说很难彻底禁绝食物，但如果要让粘膜自行痊愈，另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营养缺乏。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大自然养育婴儿的路数——就是说，喂奶，一次喂一点，以免增加胃的负担。采取这种办法后，腹泻第一天就停止了。于是我继续实行这种节食疗法，每次喂食的牛奶不超过半酒杯，并且每天都称一称病人的体重。牛奶的量在逐渐增加，以保持病人的体重不减少。十天后，她的体重开始一天天地增加，而一个月后，就完全复原了。这使所有去山区工作的朋友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坦白说，当他们来向我们道别时，根本没有期望她还能活下来。 从那以后，在中国有好多人用同样的办法治愈了。对那些弄不到奶的人来说，还有一种特效药，即黄山道年草。甚至有些人仅仅通过禁食就治愈了。这种病现在再也不被看作是不可治愈的了。我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让遭受病痛之苦的人知道这个疗法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3 来自同事们的批评 当我还在回家的路上时，一个新派来的传教士到了山西。他听说了关于我的传教方式的一些情况，没等我回来就这个问题听一下我的看法，就写信给国内的委员会，反对我的观点，其实我的观点他表述得并不正确。也许是出于无意，其中一封在《使者》上发表了。然而，与此同时，一封发自山东的传教士的信对我的工作的创造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封说好话的信抵消了另一封造成的影响。 回到太原后，我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开展工作，发表了一本关于道教的小册子，指出它表述的道理是真的，也表明了基督教比道教高明的地方。承认当地人的宗教有一些可取之出，这在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看来，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的异端邪说，我传教的方式也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们期待着我改变自己的神学观念，并接受他们的指导。这两条我都不能接受。第一，我的观点同国内最有见识的牧师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因为我有多年的传教经验，而他们却没有。因此，我坚持享有他们为自己所主张的同样的自由。为此，他们给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对我的神学观点和工作方式提出了责难。 4 离开山西 我的同事们是这样的态度，显然，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在工作上取得和谐的。留在这里只会导致持续不断的冲突，那对传教工作的危害将是致命的。于是我决定离开山西。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同事们，并在十天之内把所有东西收拾停当。那些科学仪器没有打包，我把它们以非常抵的价钱卖给了当地的士绅们。至于幻灯机和数百张珍贵的片子，则留给了同事们作为礼物。 由于太忙，没时间登门向那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当面道别——他住在三英里之外，我给他写了一封道别信。两个小时内，他就赶来看我了。我正在将自己的书籍打包，各种各样的书满屋都是。我请他看一看，找一本他喜欢的，作为我们过去美好交往的纪念。他挑了一本装帧非常精美的，由伦敦的R·S·T公司出版，书名为《在那神圣的地方》。我在书上写下他的名字，我们就分手了。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恐怖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建议他的神父们逃离太原，但他自己决定同耶稣基督一起留下来。当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指挥屠杀城里的传教士、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时，主教同基督徒们一起被处死。这证明了耶稣基督之道义的力量，对天主教和新教来说，都是一样的。 10月18日，我挈妇将雏来到天津。在那儿，我找到了一个职位，为政府的兵工厂翻译资料，年薪600英镑。但我是不能彻底中断传教工作的。于是，在11月14日，我去了北京，在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原先住过的房子里。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在北京的工作
5 在北京的工作 伦敦的浸礼会委员会建议我回山东工作。我同意了，条件是他们允许我在首府济南建一所基督教学院。 在等待委员会答复期间，我动手撰写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介绍世界上七个最先进的国家在教育上的进展。在小册子里，我强调了四种教育方法：历史的、比较的、一般的、特别的。换个说法就是，我表明了一个人究竟为什么必须比较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以及为什么必须拥有对事物的一般知识和对事物的某些特殊部分的精确了解——也就是说，既要了解一般中的特殊，也要了解特殊中的一般。这本小册子我在北京的高级官员中散发，也作为礼物送给了住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6 拜访天津的李鸿章 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开始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我回答，“你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噢！”他回答：“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在会谈中，他还问我：“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这是促使我后来写作《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 一书的决定性原因。 很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翰林，是一所省学的校长。他曾经读过我论教育的小册子。他告诉我说，在他的学院里，他一直在努力贯彻我前面提到的教育方法。 7 理查德夫人的弟子 除了帮我写书外，我妻子理查德夫人应三个日本人之请，教他们英语课。她采用了一种教授语言的新技术，那，说到底，也是最古老、最准确的，是儿童在学习说话时本能地采用的——就是说，从事物的名称开始，继之最简单、最短的句子，那都是儿童日常操练并能够记忆的短句。结果，六个月之后，与另外两个曾经稀里糊涂学了两年英语的人相比，那个在跟理查德夫人学习之前从未接触过英语的日本人讲得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的语法不正确，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纠正。 当他们开始自愿地月读英文书籍时，他们提到在书中遇到一些宗教术语，弄不懂。我妻子建议他们同她一起阅读《新约圣经》，以便熟悉宗教词汇。他们从《约翰福音》开始阅读，效果十分可观。他们不仅理解、学会了其中的宗教术语，而且深深地受到了所阅读的书籍的影响，以至于三个人都渴望实施洗礼，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去拜访了日本公使，转达了他们三人的愿望，问他是否反对，因为其中有一个时他的儿子，另两位是公使馆的秘书。他的回答是，当他被天皇派往欧洲学习西方文明时，他在西方待了好多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他所际遇的所有欧洲人当中，最优秀的是基督徒。因而，如果他的孩子和秘书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他不会反对，只是希望他们好自为之。这样，三个人都接受了洗礼。其中的一位秘书，即天野先生，先后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好几个中国沿海商埠的领事。曾纪泽侯爵听说理查德夫人为这几个日本人教授英语的消息后，也表示希望能让他的一个孩子跟随她继续其英语学业。 8 侯爵曾纪泽 曾纪泽是著名政治家曾国藩的儿子。他早年即有志于走出国门，并出于这样的目的学习了英文。在伦敦和巴黎，他做了八年公使，从欧洲回来后，成为总理衙门的一员。 1888年，在我生活于北京期间，我以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结识了曾纪泽。他曾经倡议在天津和北京之间修建一条铁路。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因为北京的马车夫反对修筑铁路的持续不断的请愿而不胜其烦，问曾侯爵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有关修筑铁路后伦敦马车夫的生计受影响的情况的材料。他提供不出亲王想要的信息，向他的医生达吉恩（）求助；达吉恩医生不了解，转求于艾约瑟（）博士；艾约瑟同样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请教于我。幸运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