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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别的意外，我回到了太原。离开了九个月后回到家里，发现一个六个月大的小女儿在等着我。 20 斯科菲尔德医生去世 1883年8月，我们在太原的小团体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斯科菲尔德医生因为患斑疹伤寒而去世了。他是被自己的病人所感染的。因为以前我曾感染过这种病，所以同斯科菲尔夫人一起照料他。但我们所有的爱的关怀都无济于事。他是个非常睿智的人，拥有一种最美丽的基督徒的性格，深受认识他的每一个人所爱戴。 1884年，恭亲王被他的兄弟醇亲王所取代，好战的排外集团占了上风。统治集团的许多成员认为恭亲王的政策过于退缩，不适合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21 太平天国叛乱的影响 尽管，在我到达中国之前，天平天国叛乱已经被平定六年了，他对基督教的推广所造成的危害仍然十分严重，在这里不能不记上一笔。这场运动是在1851年由洪秀全发动的，他是广西人，在广州接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后，建立了一个崇拜唯一真正上帝的宗教小团体。不幸的是，同穆斯林教徒一样，洪秀全弄不清绘画艺术的使用和偶像崇拜之雕塑的区别，在遵守摩西诫命的同时，他把对艺术的尊崇一概贬斥为偶像崇拜。他的不下对所有庙宇的这种敌视态度发展为一种宗教狂热，加上人数的迅速增加，引起了政府的警觉。当局逮捕了洪，把他投进监狱。他的部下相信他是无辜的，把他解救出来；政府宣布他们的行为是叛乱。从这时起，这场运动具有了反朝廷的性质，吸引了大量追随者。洪秀全自称“天王”（天上的帝王），率领他的部队北上，攻下武昌，然后顺长江直下，进入浙江，一路攻城掠地。然后他定都金陵，指挥军队北上直逼北京。 洪秀全的堂兄，干王，是一个基督徒，真诚地力图转变洪秀权的极端自命不凡和腐化堕落。太平军的将军是忠王，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通过他的心腹，他发挥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力。我手下一个姓程的中国牧师——曾参加太平军——告诉我说，他对战士们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下达的命令，哪怕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成功的，也会立即得到贯彻执行。 美国人博高文（）、沃德（）和英国人戈登帮助中国政府镇压叛乱。干王和忠王向戈登的投降，标志着叛乱的结束。天国叛乱的十三年间丧失的生命总数，根据不同的估计，在两千至五千万之间。毫无疑问，太平天国留下的一个遗产是对基督教的痛恨，这种痛恨现在还没有消解的迹象。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的困扰
22 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的困扰 长期以来，遍布帝国的中国教会一直遭受着来自于官员、士绅和一般民众的干涉、骚扰与迫害。山东的教会更是持续不断地面临着地方独裁者的干扰。应住在国内的阿尔弗雷德·仲斯先生的请求，浸礼会协会写信给詹姆斯先生和我本人，让我们去北京会见新上任的公使亨利·帕科斯爵士（即巴夏礼），就传教自由问题交换意见。 以下事例表明，采取行动，使中国政府保障“容忍条款”的贯彻实施，是多么的迫切。 ⑴1870年天津教案后，外务部 所做的那一份著名的、充满敌意的备忘录直接了当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参见卫三畏的《中央王国》第2章，第707页）； ⑵直隶的李鸿章总督在为一本书作序时，事实上是在排斥基督教； ⑶陕甘总督左宗棠不允许一位传教士住在西安。 ⑷当一份为传教士遭受迫害而提出的申诉送到山西巡抚张之洞手里时，他说，那种请求使他感到很刺耳； ⑸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曾指示他的部下，拖延所有教案的审理，结果是，很快广东省的十八座小教堂就遭到了攻击； ⑹山东巡抚连续几次拒绝为传教士解决麻烦； ⑺一位姓彭的长江水军司令 基本上遵循了外务部在前面提到的备忘录所做的指示； ⑻山西省的学政告诫省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如果有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将被取消学位； ⑼湖北省德安（）府的知府为近万人参加的三年一次的乡式出了以下两个文论题目：“民之所好好之”（出自《大学》或《伟大的学问》），以及“攻乎异端”（出自《论语》）。这两个考试题目导致的后果是，一位传教士的住所遭到攻击，房子被烧毁，传教士本人则被殴打致伤； ⑽一个秀才罗致一些罪名控告基督徒，结果他们被捕入狱，尽管事实证明他们无罪，但诬告基督徒的秀才去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⑾山东登州的一个知县强要城里的居民保证，一旦有外国人来，要予以抵制； ⑿领事馆的秘书和领事都抱怨，处理教案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 ⒀政府出版了一本有关教案的书，把所有麻烦和纠纷都归咎于传教士。那本书作为判例广为流传； ⒁在山东，当一位基督徒被带到知县面前时，说：“你生在中国，吃中国的饭，穿中国的衣服，受中国皇帝的保护，是什么使你要学外国鬼子呢？”。 一位美国领事告诉我，有个道台对他说，他将严格遵守道光皇帝颁布的《大清律令》。这就意味着，他不考虑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而是遵守在此之前的中国法律。 以上各条，除了关于备忘录的第一条，都涉及与新教差会的传教工作有关的事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遍及全国的教堂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辱骂、劫夺，有的传教士遭到殴打。 23 同詹姆斯先生一起进京，1884 因而，现在非常有必要让我们的公使对这种事态加以关注了，特别是当福建巡抚丁日昌向北京报告，说教案的主要原因不在外国人，而是源于官员对基督徒的不公平待遇之后。 到北京后，我们得知巴夏礼公使去朝鲜了，去与这个“隐士之国”的国王签署一份条约。逗留北京等他回来期间，我们决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成立一个福音联盟。在成立联盟的国家，对基督徒的迫害得到了制止。我们希望它在中国能发挥同样的作用。我们召集了在京传教士的集会，在会上我被推举为秘书长。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福音联盟的成立
24 福音联盟的成立，1884 在此之前，上海的传教士曾打算成立一个联盟，但没有成功，因为不同派别的传教士很难在某些条款上达成一致。在北京，我们也必须面对同样的困难。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一共召开了九次会议。伦敦教会的艾约瑟（）医生——我就住在他家里——有持续好多年的过期《福音同盟杂志》。从中我发现，参与联盟的各个国家的传教士，尽管在总体上能保持一致，却信持不同的教条。我从中挑出最扼要的一些条文，来体现北京传教士联盟的宗旨，以尽可能地减少分歧。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中国福音同盟宣告成立。 不久，我写信给《中国报告》，呼吁在有教会活动的各个省份建立同盟的分支机构，以便在各地成立执行委员会，为所有新教差会服务，并负责九《宽容条款》的实施与当地官员交涉。 通过在每年开始的时候举行为期一周的祈祷大会，同盟表明了它的存在，但我们成立同盟的另一个目的，即消除对基督徒的迫害，在中国却没什么进展。 在北京的各教会中，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对传教士角色的自我定义存在严重误区，从中国人一面看着导致了对我们的错误理解。出于谦卑，我们把自己称为“行僧”，这使中国人得出结论，认为我们都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却不知道我们是一个旨在把基督教推广到全世界的巨大机构派出的代表。外交、民政和军事官员都有他们的职级，能够与同样级别的中国官员打交道。各地的传教士都意识到当前社会状况下的这种规则，但他们习惯于称自己为“牧师”，并且这已被民众广为接受。但这种定义，确切地说，指的是“牧羊人”，而根本不是“传教者”。在官方书面文件中，“方术”或“宗教学者”的概念也被大量使用，但从来没有在各方达成一致。 在90年代，应罗马天主教的要求，中国政府规定了神父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的身份级别，以便与不同级别的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同样的待遇也提供给了新教传教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拒绝接受这样的身份等级。 罗马天主教不仅接受了这种官职身份，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加以推行，这导致了他们的追随者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为了免除这种麻烦，马礼逊（）博士最近建议中国政府撤回给予天主教的职级待遇。 25 朝鲜著名的反基督教宣言 在美国公使馆秘书哈克姆（）先生帮助下，我成功地得到了一份朝鲜政府反基督教宣言的复制件。该宣言是以清政府的态度为基础的，清政府是朝鲜政府乐于效法的榜样。这份文件大约发表于1864年，是美国人在占领某个朝鲜港口时得到的。宣言说： ⑴人们通过自己的美德服务于上帝，而不是通过乞求他的恩典和忏悔自己的罪过； ⑵上帝是一种精神，而耶稣基督是人群众的一个人，他如何能成为上帝？ ⑶神父们确证说，灵魂比肉体更重要。因为他们是人类灵魂的教师，所以，按他们的逻辑，人们应该顺从他们，而不是给与自己身体的父母和教育自己成人的老师； ⑷敬祖仪式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感激之情，是为了使先人不朽，但神父们却加以禁止； ⑸教皇宣称民众应当对他绝对服从，超过对统治者的服从，因此，他就像强盗和叛乱分子一样，破坏国家的和平安定； ⑹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但神父提倡独身，对君父不能给予恰当的敬意，对夫妇之道也缺乏适当的尊敬； ⑺关于圣母、圣父、洗礼、坚信礼和神启的所有教条都是欺骗人民的谎言； ⑻既然耶稣死得那么悲惨，那么基督徒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