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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建议地方官预防灾荒
当冬天过去、春天的庄稼露土之时，我向青州知府和益都知县建议采取必要措施预防饥荒。我请他们参观我的孤儿院，建议说，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并且承担一半的费用，我可以负责筹建几所类似于北京、上海、福州的学校。这些学校以孤儿中的佼佼者为对象，学生们将被教以英语和各种西方的学问；而其他智力稍差的孤儿则被教以各种新式的工业技术，以免增加传统行业的竞争者数量。当孤儿们完成专业训练后，便具备了为自己的同胞提供意义重大的服务的资格。我力图使官员们从内心里接受这样的道理：中国古代的圣人所以受人敬仰，是因为他们为人类的利益创造出新技术：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那么，在国际交流频繁的当代，清代的高官们应当为了百姓的利益而采纳新的方法。 我的听众们并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思想的准备。但是在将近二十年以后，益都知县之子成为北京改革派的人物之一。后来，西太后加紧了对权力的掌控，镇压改革，他被迫流亡异乡。只是在义和团的反抗下，清政府才意识到学习西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命令整个帝国接受西方的模式。 21 教会工作 1877年2月18日，我以帕格特寓言为主题做了一次讲道，表明我们必须和我们的主做交易，主将根据我们的作为给予我们奖赏。 我提醒听众，那些加入教会的，从今以后必须誓愿把以下要求作为侍奉上帝的特别途径： ⑴捐款用于印刷和散发基督教书籍； ⑵奉献出一部分特定时间用于传播福音； ⑶看望和治疗病人； ⑷抚慰遭受麻烦的不幸者； ⑸冬天向急需的穷人赠送救济金及保暖的衣被； ⑹提供帮助，埋葬死去的穷人； ⑺分发药品； ⑻关怀老人、寡妇和孤儿。 那时，《旧约圣经》还没有被翻译成标准的中国语，翻译过来的只有《律上加律》，作为《旧约》的替代物，因而；教会的领导者们被介绍使用《律上加律》。由此，他们熟悉了《旧约》中的英雄和圣人。针对祈祷中问到的问题，我还设计了一个系列演讲，涉及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孩子、厄利亚预言天降大雨、厄利沙使死者复生、但以理保护众人免遭国王荼毒、摩西胜利逃出埃及、大卫放弃遭受瘟疫的土地等等，还有其它的例子。 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妇人，以前从未读过一个字，现在却要背诵我们的书。礼拜天，她们踮着残废的小脚步行十多英里的路程来参加礼拜仪式。其中一个信奉者率领三十多个村的代表向上帝求雨。还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带领六个邻居做同样的事情。提到实际结果，我感到高兴得很：尽管有怀疑者的冷嘲热讽，在这两个事例中，雨还真的被她们求下来了。 1877年7月，我制定了一些纪律条款，作为教会的行为准则，基本遵照史密斯在他的《基督教古史记》确定的风格： ⑴中国基督徒应当献出他们的部分金钱用于资助寡妇、孤儿、遭遇不幸者以及病人； ⑵把对缘于基督教团体和非基督教团体的苦难的隐忍视为基督徒之爱的证据； ⑶要提供金钱和智力侍奉上帝； ⑷基督徒应当致力于救赎他人，同时救赎自己； ⑸在没有咨询当地的牧师之前，任何教会成员不得诉诸法律。 当感兴趣者前来学习基督教时，我帮助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团队。男人们选出自己的头领，妇女们也一样。被推举的人必须有良好的口碑，准备奉献出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去拯救他的同胞免于罪孽，并引导他们走向上帝。优秀者得到的奖品是布道小册子和赞美诗。也教他们音乐。学习者被劝诫对那些花费时间教他们的老师要恭敬、慷慨。 在我遇到的宗教问题中，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是风水迷信。倘若不征求风水先生的意见，没有人敢建一所房子、筑一道围墙、或者挖一口井。我认识到，驱除这种迷信的最好途径就是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我坚持认为，应当付出跟从事宗教事务同样多的努力去研究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处理的是上帝制订的法律。因而，我拟定了一个方案，准备了一套针对中国人的教科书。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给浸礼会协会的信
大约就在这时候，我给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关注山东遭受的严重灾荒，并指出上帝给了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国人表明真正的基督教意味着什么：无论对这个民族整体还是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上帝的祝福。教会应当从以下四条途径帮助中国人： ⑴立即赈济灾荒； ⑵把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原理传授给中国民众，包括医学、化学和矿物学、历史； ⑶引进新兴的工业技术； ⑷传授精神的真理，讲述对真正上帝的信仰的过程。 我代表琼斯先生和我自己请求协会资助1000英镑，用于赈灾；用于把中国人从饥荒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为了这个国家的拯救和持续繁荣。 我还斗胆指出，如果把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及其花费与以前的工作和花费做一个对比，再与其它协会——不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的花费作一个对比，他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是最有效益的，并且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资金。 在此，我很高兴地为协会的慷慨记上一笔：他们很快就汇来了资助的500英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决定赴山西
1877年秋，关于山西省发生灾荒的消息传到了沿海地区，灾情比我们在山东见到的要严重得多。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慕威廉（）博士应上海赈灾委员会地的请求，写信给我说，他们对我在山东赈灾的工作方式深表满意，问我愿不愿意赶赴山西，在那儿开展救灾工作。 那时，阿尔弗雷德·琼斯——他已经加入我们教会，正如前面提到的，大约一年以前，从烟台来到青州帮助我处理账目——在那方面，他是个行家。接到来自上海的信，在为这件事进行祈祷后，琼斯先生和我感到，确定无疑地，是上帝在直接指导我们去开辟中国的内陆地区。中国人也许不接受写在纸面上的基督教的真理，但当他们陷于困境时对他们提供的帮助，却会成为我们宗教之动机的不容反驳的证据。 琼斯先生非常愿意，在我们的牧师秦先生的协助下，照料新生的青州教会，照料它的七百名信徒和一至两千名宗教热心者。程牧师使中国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基督徒之一，作为同事发挥的作用可以抵任何两个或三个普通的外国传教士。原来，他是太平天国叛军中的一个文书。他对基督的信仰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终其一生，他为超过两千的转变者举行了洗礼。把教会置于这两人的掌管之下，加上拥有七年同中国人打交道的知识，凭着最近在赈灾中的实际经验，我感到很轻松，可以很放心地前往山西，展开传教和赈灾工作。祈祷和同琼斯先生的谈话结束后，我是那样激动，一种深刻的感情支配了我，我感到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对数百万人施加影响。一种难以抑制的震颤传遍全身，我浑身无力，简直无法穿过后院走回自己的卧室去。 知道我将要去山西，当地教会的很多男女申请陪我一起去，但我认为，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山东，以扩大那儿的福音传播工作。仅仅在一名信奉基督的农民和一个仆人的陪同下，我启程了。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