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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黑羊和白羊
中国有句格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人性中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一视同仁地对待两个人，却几乎总是导致不同的结果。 在与烟台相邻的登州，有一位霍尔姆斯（）夫人。她是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遗孀，丈夫在六十年代被太平天国叛军所杀。她有一个小儿子，没有送到学校，而是自己教育。出于善良的本性，她想，如果能把两个与儿子一般大小的中国贫儿一起抚养，教给他们同样的知识，那就是做了有益于传教事业的善事。这两个中国男孩分别叫山子（）和杰。他们的英语学得非常棒。当时，懂英文的店员在外国人的商店里非常抢手，一个月可以挣到二十块钱的薪水。而一个洋助理的薪水至少是这个数的四倍。 杰，年龄较小的那个孩子，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一家俄国人在烟台的店提出月薪二十元的条件。霍尔姆斯夫人对此一无所知。对他那贫困的父母而言，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在他们看来每月五元的收入已是他们的平均水平了。他们强迫自己的儿子接受聘用，于是，有一天，他不辞而别了。 这使霍尔姆斯夫人非常伤心。为了防止另一个孩子离开她，她决定把他送到美国一所学校读书，她儿子正在那儿求学，并且快毕业了。在美国待了几年之后，山子又回到了中国，在罗伯特•；赫德先生掌管的海关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他路过烟台时，霍尔姆斯夫人请我把他作为我的客人，好好招待。我发现他非同寻常的聪明，但是，唉！在进入海关的三个月内，他就认定通过领导一场叛乱，他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可以做皇帝。凭着在海关中的地位，他得以把一批部队和军火运进（）。但阴谋泄漏了，政府悬赏求他的人头。霍尔姆斯夫人的一位牧师朋友帮他逃到了美国。到美国后，把从传教士那儿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救了他的性命——忘得一干二净，他在美国各地旅行，向中国人发表演讲，极力去证明孔子学说对基督教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杰在天津谋到了一个职位，在贾丹－马西森公司旗下，负责招聘和监管装卸货船的劳工。在困难面前，他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同事们遇到难题，经常向他请教。 大约二十年以后，霍尔姆斯夫人因为时运不济而陷于困境。她从医的儿子也很不成气。霍尔姆斯夫人穷困潦倒，身体多病，为了谋生，她不得不到一所学校教书，为此每天都要走一段长长的路。沮丧之中，她写信给杰，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杰。他立即到贾丹－马西森公司在天津的代理人那儿，把霍尔姆斯夫人那封伤心的信的内容告诉了他。“在我的信用账户里，你存入了有一千美元了吧，”末了，他说：“请替我提出来，我要把它寄给霍尔姆斯夫人”。那代理人答应了。过了大约一个礼拜，因为没有收到这笔钱，杰又去找代理人，提醒他兑现他的诺言。代理人说，他并没有忘记这事，只是他担心杰没有意识到，这笔钱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才积攒起来的，他推迟了一下，是为了让杰再仔细考虑一下。杰回答说他的主意早就拿定了，“霍尔姆斯夫人为我做的事比我母亲做的还多。如果不是她，我也许就跟我管理下的任何一个苦力一样，每天挣三两百文工钱。把钱提出来吧，不要耽误了，因为想到当我有能力提供帮助时，霍尔姆斯夫人却在经受贫困之苦，我心里就很难受”。听到这个故事后，银行里的一位职员评论说：“这样美好的故事结局，会使听到的人受到教益。我将在我权力范围之内，给他最优惠的汇率”。 1891年，在我从天津去上海时，杰负责把我的物品和家具运送的船上。一队民工来到我的大门口外，悄然而迅速地穿过院子，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些东西，就连“一根草都没有留下”。当我们登上客轮后，检查了一下，发现没有任何东西丢失。杰拒绝接受任何服务费。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重访济南府
我非常希望在天气适合时尽可能早地再回济南去。眼下，正是七、八月间，山东地区进入了雨季。雨下得很大，乡间的大多数地方地势又非常平坦，因而交通非常困难，道路全都成了一片泥泞。在雨季结束以前，各种生意都停顿了。 然而，九月份还不到，我就启程了。雇了一辆很平常的马车，由两头骡子拉着。车上，我放了一个书箱，还有一些中国式的衣物，而在车棚里面，则铺了厚厚的一层被褥——在中国，旅行者不论走到哪里，往往都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好像旅馆里不提供这些东西。那时，一辆车一天的租金是三十六文。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大概十到十二辆车，因为路还没有干，会有许多泥坑，有时候需要人们一起努力，把车从泥坑里推出来。每天，我们至少有三次因为马车遇到问题而烦恼。有时眼前的路看上去只是一片积水和泥浆，马车夫们禁不住诱惑，离开主道，从地里绕行——那儿往往地势较高，因而比较干燥。地里的庄稼正是长的时候，村民们自然会出来阻止这种侵犯。 一次，我们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庄稼的主人坚持让车转回道路上去，赶车的人争辩说，他们并不是故意侵犯，但是那路实在无法通行。双方争吵得越来越激烈，村民们都跑来支援那个农民，随身带着竹竿之类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对付入侵者。马车夫们看到村民们向他们步步进逼，个个怒不可遏，脱下大衣来，准备战斗。双方已开始动手动脚。看到这种情况，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走到村民中的两位长老面前，指出，如果不对他们的人加以约束，那就难以避免严重的后果。“你们看到了，要我们原路返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我们有一辆车的轮子已经断裂了，你们不会希望我们所有的车的轮子都坏掉吧？那样的话，倘若外地人听到了，对你们村可没什么好处。让马车从这干燥的地方通过吧，而我，作为分内之事，将把那辆损坏的车上的货物转移到我的车上”。 那两位长者听着，思考了一番，然后招呼村民们停止阻拦，放我们过去。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旅馆时，马车夫们都非常感激，表示愿意给我一笔酬金，因为我把他们从麻烦中解脱出来。 在济南，我发现麦考文先生情绪非常低落，几乎处于一种绝望状态。我到济南不久，烟台长老会联合教会的威廉姆森先生和妇人就也来了，带着一个中国人，李先生，他曾为烟台的行医传教士亨德森（）医生做了多年助手。除了散发传教宣传品外，李先生还向急需的患者赠送一些简单的药品，如奎宁、止痛药等。一到济南，李先生就发开了高烧。大概过了十天左右，威廉姆森夫妇要到泰安去，把李先生交给我照管，希望经过几天休息后他能恢复健康。但后来发现他的高烧是由恶性斑疹伤害引起的。城里没有任何其他外国人，所以李先生留在旅馆里和我在一起。他发烧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用鸡汤喂他，认为那是最容易吸收的食物。半个月后，他的体温已高得吓人了。我决定每隔一个小时就喂他几匙子鸡汤，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在夜里，我习惯了在每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醒来，就像在脑子里安了一个闹钟一样准时。 第二十天上，他开始大量出血，我担心他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在失去这么多血液以后还能活下来。然而，第二天，令我大为高兴的是，他开口问能不能喝点小米粥。他很贪婪地把送给他的小米粥都喝光了，没有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