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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是抽调我们的人。”
“所以别人也被挤得后退了，”彼佳委屈地说。“是人力办不到的……可是政委和马斯连尼科夫已经等了您好久了，等了又等。”
“他们在哪里？”
“瓦宁同志在这儿。”
“马斯连尼科夫呢？”
“马斯连尼科夫嘛，天一黑就到那所房子里去了。现在白天过不去。”
“现在这儿离德国人有多远？”
“左面很远，跟从前一样，可是离这面，”彼佳指指右面，“６０米都不到。什么都听得到。”
“损失的人多吗？”萨布罗夫问。
“死了１１人，伤３２人。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也被打死了。”
“孩子们呢？”
“孩子们也被打死了。大家在一起。一个炸弹飞落在她们的地窖里。一个弹穴——四周什么都没有。”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
萨布罗夫想起来，很久以前，现在看来仿佛是整个世纪之前，这个女人用冷淡的声音对他说：“要是有炸弹，就让它来吧——大家都完蛋，跟孩子们一起。”
现在她的话竟成了 语。
“是啊，你告诉我的事太多。要是少些就好了。”萨布罗夫掀起雨布门帘，走进掩蔽部。
瓦宁在桌边打盹。他在写政治报告，写着写着就睡着了，头趴在纸上，两手放在桌上。“政治道德行动方面的不良现象是没有的，”这是政委在睡着之前来得及写完的最后一句话。
“瓦宁，”萨布罗夫低下头来叫他。“瓦宁！”
瓦宁跳了起来。
“瓦宁，”萨布罗夫又叫了一遍。“是我。”
瓦宁久久握着他的手，瞅着他好像瞅着一个幽灵。
“我们已经替你担心死了。”
“你们这里好像没有工夫来担心。”
“你看，我们竟找到了时间。鬼知道，你身上不知有点什么东西，你不在真寂寞。好像从房间把炉子搬出去了。”
“谢谢你的比喻。”萨布罗夫笑了。
“而且，现在天气冷了，所以你不该不高兴：火炉现在是取暖最必需的设备。”
“尤其是这个设备生着火的时候。”萨布罗夫在床上坐下，扯下皮靴和包脚布，把脚伸到火跟前。
“好，”他说，“很好。你在将军面前告了我的状，是吗？”
瓦宁笑起来。
“是告了状。我不是政委吗？我看你心神不定，就告了状。”
“大伙都是心神不定，战争不结束，心是定不下来的……马斯连尼科夫怎么，到前面去啦？”
“是的。”
“早上回得来吗？”
“应该能回来。要是到早上回不来，那就要到明晚回来。白天不能去，也过不来。”
“那么那边有什么人留在房子里？”
“大约有十四五个人。科纽科夫当警卫队长。波塔波夫牺牲了。”
“是吗？”
“被打死了。在紧急关头我使用职权任命科纽科夫做连长。再没有别人，我们被击退的时候，他就和连里剩下的人守在那所房子里。”
“难道二连总共只剩下１５个人？”
“不，”瓦宁说。“还有１０来个人在这里。他们从两边退下来，他却留在房子里。如果准确地说——二连有２６人。”
“其余两连呢？”
“其余两连的人稍微多些。你看吧。”
在一张小纸上写着各连现有的人数。
“是啊，损失很多。现在前沿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请看，”瓦宁取出平面图。
图上标出营的驻地。营的位置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向前凸出，在失去Г字形房屋之后，而是沿着一条被毁的街道的右边，和其他各个营在一条线上，只有在团上用虚线画出来的７号房屋，像舌头似向前伸出。
“实际上，这座房子是被包围了。”瓦宁说。“德国人白天不让过去。我们只好夜里爬过去。”
“等整条线被夺回来的时候，这将是向前推进的好据点，”萨布罗夫说。“要守住它。”
“什么时候能夺回来……”瓦守拖长声音说。“恐怕离这一天还远着呐。但愿能守住现有的地方就好了。”
“当然，”萨布罗夫同意说，“我说的就是这个，但愿能守住。我们既然能守住，就能夺回来。”
“你回来怎么很快活，”瓦宁说。
“是啊，很快活。放弃了一所房子，这算不得什么。我是说，这当然不好，可是不要紧。今天我们守住了河岸，不让他们进到伏尔加，这是最主要的。以后也不放他们过来了。”
“你确实相信？”瓦宁问。
“确实相信。”
“为什么确实相信？”
“该怎么对你说呢？我可以举出几个逻辑上的理由，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我相信会这样。今天我们所坚持的，是以前所不能坚持的。他们有什么东西折断了。你知道，就像一个带发条的玩具。一个劲儿地上弦，上弦，后来——喀嚓一声——就拧不动了。”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可是我们在这里为了这座房子都要愁死了，昨天今天除了痛苦发愁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
瓦宁站起身来，在掩蔽部一瘸一拐地走走。
“你的腿怎么瘸啦？”
“受了伤。没关系。到结婚那天会好的——当然是到我结婚的那天，听说，你结婚的日子不远了。”
“是谁说的？”
“普罗岑科。等马斯连尼科夫一回来，我们就来办少年伴侣告别宴（新郎在结婚前夕与平日游伴举行的酒会）。不举行告别宴会，我们反正不会让你结婚的。”
“我不反对，只是彼佳的存货大概不多了。是吗？彼佳？”
“大尉同志，我总尽量想办法，”彼佳打开军用小壶，在瓦宁和萨布罗夫面前的大杯子里倒上伏特加。
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把杯子举到唇边，雨布门帘就掀了起来，马斯连尼科夫，快活的、热闹的、头发蓬乱的马斯连尼科夫就在掩蔽部门口出现了。
“慢着，”他举起一只手。“你们在干什么？不带我？”
马斯连尼科夫扑向萨布罗夫，抓住他，把他举起来，拥抱他，吻他，把他推开些，看了看他，又把他拉过来，吻他——一切都是在一分钟里做的。然后扑通一下在桌旁的第三张凳子上坐下，用男低音叫道：
“彼佳，给我来伏特加！”
彼佳给他斟了伏特加。
“为萨布罗夫，”马斯连尼科夫说，“祝他快些当将军。”
但是瓦宁却举杯带他那忧愁的微笑反驳说：
“可是我祝他快些做历史教员。”
“就是说：非此即彼，”萨布罗夫微笑了。“我情愿今后一辈子做洒水工人，只要这能使战争哪怕能早一天线束。当然是胜利结束。那我们就为它干杯吧？”他一饮而尽，喘了口气，又说：“至于当教员嘛，——战后我们多多少少部要当历史教员……嗳，那座房子里怎么样啦？”他对着马斯连尼科夫说。
“房子由科纽科夫管，他宣称自已是卫戌司令，还戴上旧的‘格奥尔吉’奖章，说带着它是等待营部根据总指挥的命令，授予他应用的‘红星’勋章。彼佳，你在看什么？”马斯连尼科夫叫道，“杯子都空了。”
萨布罗夫斜过眼来看了看马斯连尼科夫，不过认为他反正已经累得要倒下，总需要睡一觉，便不去阻拦他。彼佳又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
“真有趣，彼佳永远不会弄错：倒起来总是１００克，不多不少，”瓦宁说。
“一点不错，高级政治指导员同志。”
‘我知道一点不错。即使容器不同。你能说说你的诀窍吗？”
“高级政治指导员同志，我倒的时候不是靠眼睛看，而是凭耳朵听。我把军用水壶拿在一定角度上，听着声音来数：１、２、３、４、５——行啦！！”
“好像，战后你要在药房工作，”马斯连尼科夫开玩笑说。
“决不会，中尉同志，”彼佳说。“肯定不会！”他突然热烈地重复说。“中尉同志，您认为我这么喜欢计算每一滴酒，连战后也想干这个，那您可想错了！”
“彼佳，你别是喝了酒了吧？”萨布罗夫微笑了。
“是的，大尉同志，你们为胜利干杯的时候，我也喝了一点，”伏特加破例对彼佳起了作用，因为食物的贮存快完了，他把食物节省下来留给指挥员们吃，自己一天只吃了两块黑面包干。“战后我要做供应工作，像从前干的一样。但是我盼望有这么一天，那时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在人们看来是可笑的。那时候人家认为我是大王，因为我可以弄到５麻袋土豆或是３麻袋葱头。可是战后有一天要是有人对我说：‘彼佳，结工人食堂搞牡蜊来’。我就说：‘请吧’。到午餐时就有牡蛎。”
“你吃过这种牡蛎吗？”萨布罗夫问：“可能很难吃吧？”
“没吃过。我只是举个例子，想说出你们眼下最想不到的东西。还给你们斟酒吗？”
“不啦，”萨布罗夫拒绝了，“够了。”他把头垂到手上，沉思起来，他想有多少梦想过、希望过、思索过、后悔过的人，这一年半来埋在俄罗斯的土地里，他们再也不能实现他们想过的事。他觉得，这一切可以由已经死去的人们来执行而未完成，一切考虑过而未做成的事，都将全部重担放在活着的人们和他的肩上。他思考这一切在战后将是什么情况，这一点他想象不出，就像战前他无法想象他目前的情况一样。
“你干吗发愁？”瓦宁问
萨布罗夫抬起头来。
“我没有发愁，我只是在想。”他笑起来。“为什么有人在思考，我们就以为他在发愁呢？彼佳，拿上自动枪。我和你马上就走。”
“去哪儿？”马斯连尼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