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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笑什么？”安娜问，她说到“你”字时总有点绕口，“为什么笑。”
“有件心事很好笑。”他说。
“什么心事？”
“以后再说。你不要生气，好吗？”
“好的。”
他一想到“结婚”，就想起了自己的掩蔽部，忽然间仿佛看见自己已经回到营部，他同安娜并肩坐在桌旁，身边是他们能够请来的客人：马斯林尼可夫，瓦宁，也许还有波塔波夫…… 可是他一想到他们的面孔，不由地又想到掩蔽部，掩蔽部是否完整，他离去后他们的情况如何。
吃罢午饭，母亲来收拾桌子，安娜又坐到床上沙布洛夫身边。房东送给他们一个安东诺夫品种的大苹果，于是他们像人们千百次做过的那样，两人共吃一个，轮流咬，每个人都想少咬点，多给对方留点。
后来，安娜忽然跳起来，大声叫道：
“妈妈，你来给算算命吧。”
母亲拒绝了。
“不，你给算一算吧。”
桌子本来已经从床边挪开，现在又拖近床边，母亲说了几句客套的话：她已好久没有算过了；反正他们都不相信迷信，用不着算，等等。虽然如此，她还是把扑克牌摊开了。
沙布洛夫始终不懂，为什么黑“6”指的是道路漫长，而黑“A”指官家房屋，又为什么黑桃“Q”同黑“10”在一块，乃是不祥之兆，而如果四张“J”同时出现，就是大吉大利，但是当占卜的人在解释摊开的扑克牌的意思时，他非常欣赏那种自信而庄重的神情。
安娜也在注视母亲洗牌的一举一动。由于这一天她和沙布洛夫都觉得他们的前途已经明朗，所以他们对母亲所说的一切，都找到了解释。他们解释道，道路漫长——就是渡伏尔加河，官家房屋——就是沙布洛夫的掩蔽部；当母亲抽出一张黑桃“Q”摆在很明显的位置上，黑桃“Q”恰巧与方块“K”结合时，这就是说，沙布洛夫有“十字”之喜，按理说，虽然安娜不是梅花“皇后”，但这无疑是指安娜；因为她是医务人员，——也带有十字符号，他们觉得这种解释很有趣，笑了很久，一直笑得母亲难为情。也许她不想再玩儿，没有再洗牌。
母亲按照战时乡下的习惯，用麻布袋罩上窗户后，就走出去了。
因为坐了很久，谈了很久，沙布洛夫感到有些累了，于是倒到枕头上，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安娜从褥子下抽出一件短皮袄，拿了一个枕头，替自己铺在墙边的宽凳子上。沙布洛夫默默地望着她的一举一动。母亲因为家务事，还进来两三次，以后就不再来了。这时安娜走近沙布洛夫身旁，跪在床边，俯下头去听他的心脏，然后小声说道：“在跳动”，仿佛这中间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其实特别之处就是周围的一片静寂。母亲已经出去，此地只剩下一对情侣，但最重要的是，今后他俩将长久共处——今天，明天，以至永远。
安娜跪着，连连吻他。现在她对他已经全然不害羞了，爱慕地缠着他，而他这时也感觉到，她这是初恋，此刻她全部的爱都集中在他身上，而且她的爱是奔放的，除了爱，其余的一切，比如：害怕，羞涩，惊悸等种种感觉全部都淹没到爱的海洋里了。她往前移了移，坐到他身边，然后拥抱着他，紧贴着他。他也是紧紧地抱着她，由于抱得很紧，他觉得手掌胸脯都有些酸痛，但是他非常愉快：因为痛，他感觉到她距离他更近。
“你知道吗？”安娜说，“我的心脏也跳得很厉害。来，你听听。”
于是她凑上前去，使他能听到她心脏的跳动。只有这样纯洁、爽直、天真的少女，才能不顾一切地说出：“你听听，我的心脏在怎样跳动”。她现在的确真心地想让他听她心脏的跳动。当其他的一切都过去之后，她凑在他耳旁，也是温柔地说出同样率真的话来，而他更加感觉到，他是多么爱她，他宁愿砍断自己的手，也不愿意让她受委屈。但是现在，无论他亲吻她，还是拥抱她，她都不会觉得受委屈。
第十五章
早晨，茶炉里水沸的声音把他闹醒。奇怪，他所看见的依然是这个房间，母亲依然在桌旁忙碌着，可他却觉得似乎不应该发生这种改变。
听到水沸的声音，安娜从外屋跑进来。
“你醒了？”她说，“我马上来。”她在拧自己湿漉漉的长发，把长发拿在手里卷着，那姿态完全同他在小火轮上第一次看见她时一样。
接着她又到外屋去了。沙布洛夫闭上眼睛开始回忆。从昨天早上起——早晨，白天，夜里——直到现在，这中间每一分钟的情节，都回忆到了。他觉得，除了已经对他讲过的爱情言语，除了证实这一爱情的举动外，还有一些事情足以让他此刻绝对相信她的爱。这是当她接触他伤痛的身体时的本能的感觉。任何人，甚至任何一个医生，也不能向她说明，但她却觉察到了，知道他身体里哪儿痛，哪儿不痛，怎样拥抱他才行，怎样拥抱他不行。她温柔的双手凝集着无限的柔情，竟使沙布洛夫深深地陶醉于这种回忆中，一时无法醒来。
下午四点钟，安娜该出去工作了。她穿上皮靴，穿上有三处被迫击炮弹打破、已经缝补得很好的军大衣，戴上军帽，急匆匆地一步走近床前，毅然而严肃地撅起嘴唇，重重地吻了吻沙布洛夫，然后同样毅然地走出门。
从现时起一直到明天，关于安娜的情形，他一点也不会知道。自战争以来，他似乎已经习惯于各种最骇人听闻的事，譬如一个很健康，刚才还在交谈，还在同他开玩笑的人，十分钟后就离开了人世。但此刻他所思考的决不是这种司空见惯的事。这一天，这天夜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惊恐，疑神疑鬼，他害怕在一切都这么美好的时刻她会突然遭遇不测。他回想着他平时没有觉察到的千百种危险情况。他想起迫击炮弹接二连三地轰炸渡口与河岸，想起交通壕非常窄浅，如果不弯腰走路，头部就会暴露在外面，而安娜在那里面走，大概是不会弯下身子的。他根据自己手表上的时间推算，大概她何时到达岸边，何时驳船开走，要多少时候渡过河去，什么时候上岸，什么时候到达营里，需要多少分钟把伤员抬上担架，又需要多少分钟转回家来。但是这种无聊的推算（所以说“无聊”，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在战争中是无法推测准确时间的），并不能安慰他。
从这里到斯大林格勒，大约十八公里。整夜，他都听见时远时近的炮声。炮声好像是计算时间的钟表声，不停地在响。虽然他知道，炮声有时响亮，有时因风向的关系 而变弱，但这丝毫不能消除他的惊恐。炮声愈大，他就愈不安，仿佛这种轰隆的炮声能够成为测量安娜危险的尺度。
当晚，安娜的母亲长时间在另外半间房子里，用缝纫机缝补衣服。后来她拿着一支蜡烛，走进这半边房里，把蜡烛放在桌上，向沙布洛夫望了一下。
“没睡着吗？”她问。
“没睡着。”
“开始的时候，她走后我也睡不着，现在我睡得着了。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在前线，如果为他们每个人担心，睡不着觉，那么一个星期就会死掉的。您家里有什么人呀？”
“有母亲。”
“她在哪里？”
“在那里。”
沙布洛夫也像很多人那样，做了一个手势，这个机械的手势，任何人都能立刻明白，所谓 “那里”，就是指德寇占据的地方。
“这里有什么人呢？”
“没有亲人。只有她一个…… 您在缝什么？”
“我吗？这家，我丈夫的妹妹送我一点花布，我为安娜做件衣服。她毕竟是个姑娘。她想穿连衣裙，哪怕一个月只穿一次。既然找到一块布，我就替她缝一件吧。她连一双皮鞋也没有，将来会打赤脚的。她如果要，就把我这双给她吧。”‘
她坐在椅子上，脚交叉放着，沉思地望着自己穿旧的低跟皮鞋。然后抬头看着沙布洛夫，她想必记起了相逢的往事，便说道：
“这也不是我自己的皮鞋。是善良的人们送给我的。以前我的脚比她的小，后来烧坏了，双脚肿了，现在她一定穿得上。您看怎么样？”
她问这话的口气，似乎沙布洛夫比她当母亲的更了解她女儿，而这个小小的、可笑的问题却意味着对他所思考的一切问题的一种承认。
沙布洛夫没直接回答，他说：
“等我痊愈了，我们就结婚。”他说到这两个字时，自己也笑了。“我们在那里结婚，你老人家该不生气吧？”
“在对岸吗？”她简单地问。
“是的。”
“你们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办好了。”她调和地说。“在对岸”这几个字并不使她惊奇，因为对她说来，所谓“对岸” 就是斯大林格勒，就是她原来居住的城市。尽管现在关于它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但是她还是想象不出这座城市的真实情况。
“只要不是每天渡河就好了，一天三次。”她说。“她在那里同您在一块就行。”
她在沙布洛夫旁边坐了很久，讲了一些岳母通常喜欢同女婿说的话，谈到安娜怎样长大， 怎样患过猩红热和天花症，怎样剪掉辫子以及后来又怎样留起来，母亲怎样把她从小带到现在，因为她只有一个女儿，此外还兴致勃勃地谈到许多其他琐碎的事情。
沙布洛夫听她叙述时，心里既甜美又惋惜，甜美的是他了解了这么多甜蜜的事，惋惜的是这一切他都未曾亲眼见过，而他像所有的热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