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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弟，你这是什么意思？”面对王凡的好意，张相龙有些捉摸不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谨慎的问道。
“张兄放心，我没别的意思，这年头敢跟二鬼子干仗的人不多了，冲这点我佩服你，给！”说着，王凡把小背包放到了张相龙的脚附近，然后说道：“那几个二鬼子汉奸身上应该有些现金和手枪子弹，别忘了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有缘再见！”说完，王凡就一转身，向着树林深处走去。
看着王凡的后背直接冲着自己，张相龙有些发愣，但是东北严酷的现实让他否决了带这个不知底细的人回到小分队据点的念头。直到王凡的身影消失后，张相龙又隐藏在附近大树营造的阴影中，直到二十多分钟后，确定没有其他异常，他才快速捡起小背包，检查没有危险物品后，又向几名二鬼子跑去，将他们身上的手枪、子弹、金钱和衣服背包等能拿的都扒下来背好，然后迅速消失在绿林中，额外绕了另外一个大圈子，才回到了路洞山腰上低小的地窝棚子。
“你为什么不跟他回小分队的驻地”雅迪蔚蓝问道。
“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两人来说，过分热情更容易怀疑，现在他有了我给的一些药品和补给品，受伤的战友恢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就够了，虽然我猜测他可能就是东北抗联的留守战士，想再帮助他们一些，但是历史上，也就是今年，苏联东北抗联的主力部队会派人联系他们，然后顺利的安全撤出东北，一直等到45年大反攻的才回来，他们已经在东北坚持了12年了（从1931年开始计算），历史上像他们这样倒下的无名英雄已经够多的了；该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了！”
第三十九章 北京？北平？
在后世，炎黄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是炎黄共和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与西安、洛阳、南京并称炎黄国“四大古都”，拥有6项世界遗产，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在目标位面的1943年，一身粗布褂子装扮的王凡站在路边，看着原来只存在于书本上的城门不禁有些迷茫，现在该怎么称呼这座城市？北京，还是北平？
炎黄民国十七年（1928年）炎黄革命军北伐攻克京都后，1928年6月21日秃头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5次会议决定，“京都”于6月28日更名为“北平”，并设北平特别市，炎黄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起，河北省政府驻此。炎黄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根据新颁布的《市组织法》，省会所在地必须为省辖市。由此，该市降格为河北省省辖市，直隶河北省政府。同年10月，河北省政府迁驻天津市。11月再次复升为院辖市，称北平市政府，直隶于行政院。直到炎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倭寇军队占领北平，随后改称“北京市”。
“算了，还是叫北平吧，要不显得我好像随了倭寇的意思似的。”王凡吐了口气，自言自语到。
“你到这里来，想干什么？”雅迪蔚蓝的声音在王凡的脑海中响起。
“很好奇，43年的北平究竟是个啥样子，老北平，四合院，大栅栏，琉璃厂，老京戏，地摊相声，正统庙会等等这些后世被艺术家演绎的很有嚼头的名词，让我对这座城市有股难言的亲近与好奇！”
不过，陆续出现在王凡眼中的场景，让他彻底没有了探幽访奇的心情。按一般道理，在倭寇占领的沦陷区内，北平作为重要的城市，相对来说，生活水平应该还是比较好，生活物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即使这样，北平普通百姓的生活仍然挣扎在温饱和饥饿线上，后世有一本《北平日记》中比较详细琐碎的记录了生活的艰难：
在1940年2月21日，其记载到：近来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昨买三块豆付，两把菠菜代价二毛，大米一百廿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八一斤，还没处买，面一元八一斤，其余无不奇，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言来不胜浩叹，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下午小刘来小坐即去，下午买米一百廿三斤，代价四十四元七毛，合三毛六分一斤，从前亦只一毛余，三元一袋之白面，今涨至七倍，而闻昆明一袋面售四十元，真为前所末有之现象也。归来告黄家买米处，明日她们亦去买米，由斌出马！
1940年还是倭寇占有战争战略优势的时候，北平的普通百姓生活尚且如此，到了1941年5月15日《北平日记》中则写到：回家来又与娘等谈及家务，不觉一想起来便愁烦之至，本来每月六七十元，在此时生活程度如此之高，只够苦过的，零七八碎的用项，一切米面房租等皆无着落，食衣住为三项大宗，皆无办法，而又无额外进项，每月非典当即卖物，以维家计，每月不足用，精神实极烦苦，而家无恒产，又值此时局又有何妙法？！至佳之法为发二笔横财，买马票，买奖券皆无把握、碰运气之事！除非现在我便去谋事，但是只差一年就毕业，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我的成绩同心绪大受影响，要好真难也，恨我不幸，遇此时艰！恨我年幼，负此重担！
而到了1943年，在炎黄呈现战略相持状态的时候，倭寇军进攻动能已经受挫，况且太平洋战场也节节败退，造成倭寇国内和占领区均出现物资不足的局面，为了保证军队第一优先级，倭寇国内第二优先级的地位，倭寇自然需要从占领区抽调更多的物资，因而导致对整个炎黄共和国华北地区，倭寇实行的是战略性掠夺策略，使得许多商品，达到了有价无市的状态。不要说粮食药品，即使小小的火柴都快买不到了，那是因为火柴头上的磷，大部分都拿去支援“圣战”了。
那么，那些在倭寇伪军供职的，为生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如何呢，在倭寇管辖的《华北新报》上曾登出《小公务员的生活》、《请为公务人员着想》等长篇文章：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再过一年，也就是在1944年上半年，他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一个科员的收人不要说养家，连自己的最低生存都成了问题。比较1939年的统计数字，科员的工资名义上涨了近一倍，但同时粮食涨了30多倍，布匹涨了100多倍，房租涨的较少，也有5倍左右。到了1944年，一个科长想召集自己的科员开会，往往要去街角路边寻找，因为他们的科员，都去街上拉洋车补贴家用了。但是倭寇自然不会与“贱民”同甘共苦，他们对待自己是宽松优惠，取精用宏，养尊处优。不要说人，即使是军马也要用粮食喂养。那些军马吃豆类的作物消化不了，粪便中还有没有消化的豆子，附近饿极了的饥民就将其拣出来充饥（这就是所谓倭寇造就的大东ya共荣圈！！）。
至于老百姓吃什么？当然是“共和面”了，所谓的共和面，就是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舔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据后世存世的老人们回忆，这种混合面的成分在倭寇统治时期也并不固定。年景好的时候，里面多数是陈康烂谷和一些谷壳麦秆之类的东西。如果年景不好，以上的东西都属奢求，更多的掺进了碎石子、沙粒、虫子甚至煤渣。曾在鹤年堂学徒的傅留城老人回忆：“老百姓开始忍受不了“共和面”，就提着口袋到处找卖粮的地方，不过粮店就是不卖，因为倭寇人已经下了封粮的死命令。没办法，后来老百姓连用来喂猪的白薯干、豆饼之类的东西都抢着买。再到后来干脆连共和面也不易得到了，一旦买到，不得不强忍着咽下了。”共和面的口感是可想而知的，更要命的是这种东西既没有营养，而且容易引起腹泻或者便秘，对于抵抗力弱的老人和孩子无异于一道催命符。到了战争后期，倭寇人对于粮食的管控更加严格，动不动就封铺抢店。即使是共和面也成了“香悖悖”，因此城市中竟然衍生出了一些小贩，他们清早起来，悄悄地走街串巷，收购上来一些共和面，再赶出城外，卖给关厢的困苦百姓，从中赚取一点利润。那时的北平老百姓，即使想吃到一些猪狗都不肯食用的共和面，都要如此偷偷摸摸。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解放后，在老舍先生的名篇《四世同堂》中：祁家最小的生命妞妞最后就是因为吃杂质过多的共和面，里面的沙子、谷壳卡在阑尾处，引起了急性阑尾炎。她肚子里阵阵绞痛，浑身缩成一团，浑身直冒冷汗，旧裤子，小褂子都湿透了，在受尽了人间苦难以后，离开了人世。
这就是出现在王凡眼中的，曾经是天子脚下的京城，而今变成了一座彻彻底底的萧条贫民窟的北平都城。
“雅迪，这里真的是北平吗？”
“从地理位置上讲，是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会如此破落？”
“和70年以后去比较，自然显得破旧。如果再往前看100年，也许你们地球后世认为杂乱差的黑煤窑等工厂，在前清就是先进的工业区了，代表了兴盛与国力。”
看着城边密密麻麻的乞讨者，城内脏乱的街道，虽然知道倭寇军队和头领住的地方肯定环境好，但是王凡却再也提不起来去探幽寻古的兴趣。
“我们总是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总是给予外来客最好的待遇，结果换来的是什么？战争、屈辱、杀戮、嘲笑！总是宽外人而严内民！”王凡自问自答的说道。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没什么，只是突然间想明白，想开了，我一直是以一个外来客来参与这个世界发展进程的，总是带着优越感！总是觉得自己只要武装了炎黄红党的军队，打败倭寇，恢复沦陷区就可以了，自己可以全程观看而不用参与，总是觉得炎黄百姓需要一场铁与血的战争，唤醒自身的血腥与骨气。为此必要的牺牲是可以忍受的。现在看到这些真真切切的路有冻死骨让我明白了，我需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