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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你负全责！”
一个有胆识的决策正在作出。一个新生儿在孕育。
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荣毅仁等几位原工商界著名人士。他以亲切的语调，对荣毅仁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摆脱一些社会活动，围绕开放、创汇，“出山”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
小平同志点将，使荣毅仁激动、感奋。
“十年，整整闲了十年啊！宝贵的光阴被‘四人帮’糟蹋了。今后，十年要当它二十年来于！”一向闲不住、喜欢做事的荣毅仁心潮起伏。
搞些什么好呢？谈话之后，荣毅仁在思索这个问题。搞个什么部吗？也许不成问题，因为中央领导同志透露过这个意思。不，我不想当官，还是当我的企业家。
荣氏有400多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是热爱祖国的工商界、科技界知名之士。粉碎“四人帮”以后，荣毅仁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在海外一些亲友的渠道，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做了不少穿针引线工作。“实业救国”的荣家传统，对外开放的清新空气，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清亲好友的有利条件……他头脑中谙于商品经济的思维活跃了起来！好，就搞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吧。
信托投资（Trust and Investment），是外来语，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筹资、融资、发展经济贸易的方式。建国以来，谁也没有搞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先例。
“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他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呢！”有人这样说。
年逾花甲的荣毅仁没理会这些。他专门从上海请来了几位原工商界的旧相知，把中央的期望和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
“我看可以，不妨一试。”七十多岁的王兼士思想也是“解放牌”。
“今生不幸当了资本家，好不容易告老回了家，何必再冒这番险。”有人嘀咕。
“再搞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弄不好能说得清楚？”有人怀疑。
荣毅仁明白，这是双关语。他们这伙人，曾被打成“小集团”，当时还没平反呢。他说：“冤假错案也不止是我们这些人，不都在平反吗？这事我们可以提出申诉。现在我们是为对外开放出力，有中央支持，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现实与历史，理智与感情在交锋。多年被压抑的才干在催动。“大不了再挨斗呗！”“荣老板，既然你领头，我们就到北京帮你一段吧。”
荣毅仁邀请到了八九位原工商界人士，还有几位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设想起草向党中央、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宗旨是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加速四化建设。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同意了。陈云同志还为他们作了周全的考虑，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提出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批准成立这家公司。
荣毅仁又一次见到小平同志，谈到公司的事，小平同志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小平同志还一再告诫：“要排除干扰，不要搞官僚主义。”
1979年7月8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公布，中信公司筹备组同天宣布成立。
筹备之初，国家拨款尚未下来，荣毅仁自己拿出了一些钱，垫作开办费。荣夫人杨鉴清又把一大笔款子的存折交给现任副总经理王军。王军说等款于下来后定当加利奉还。荣夫人连连摆手：“不要考虑这些，不要考虑这些。”
10月，公司正式开张。叶剑英委员长和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
发债券，姓“资”？姓“社”？
“信托投资”是啥东西？许多人不懂。开初，常有人打来这样的电话：“你们那里有旧电视机、旧家具卖吗？”噢！被人误解为委托商行了。
外商来的不少，但试探的多，谈的多，成的少。头一二年，提成的中外合资项目为数有限。
公司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内部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咱们不妨先当个‘假洋鬼子’吧。”即以公司名义筹集外资，用来与地方和企业开展中中合作。
“假洋鬼子”该不该当，怎么当？
当时国家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可下马造成的损失也会很大，而且这个项目生产的涤纶短纤维、聚酯切片又是国内所需要的，怎么办？纺织部找到了中信公司荣老板。
既然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国内资金短缺为什么不能向国外借？熟悉商品经济又懂得国际通行做法的荣毅仁和他的伙伴，脑子很快转到了这上面。不是么，外国很多资本家往往都不是等钱凑够了再办事的，只要项目可行，效益好，他们就大胆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去融通资金，一个钱做几个钱的买卖，甚至更多。
“一定要救活仪征化纤工程，试试在国外借债吧。”荣毅仁想起出访时，联邦德国金融界元老阿勃斯讲起外国公司经常以发债券来筹集资金，就大胆提出了发债券的主张。在与日本金融界多方磋商并取得国务院主管领导同意后，决定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日本首次发行日元债券100亿元。
热油锅里掉进了水珠，顿时炸开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向资本主义国家发债券，丢人！”
“吃亏了，上当了。”
有人以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为理由，说中信公司干了傻事。
一时间，首次在日本发行债券之举，大有告吹之势。有人不禁为荣老板他们捏把汗。
荣毅仁的头脑是冷静的。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尽管低于国际商业性贷款，但比政府贷款是高了些。可是低息贷款受制于人，即贷款必须用来购买债权国的商品。用发行债券筹集到的资金，哪国东西好，就在哪里买。当然，低息的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也自有它很多可取之处。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取决于决策是否得当。这叫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
在关键时刻，荣毅仁亲自出马，力排众议，陈述利弊，敢于负责，终于取得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1982年1月，首次100亿日元债券，终于发行成功了，债券很快在日本销售一空。
中信公司利用发债券所得的80％，加上从另外渠道筹措到的大笔外资投入仪征，与纺织部合资建设这个国内最大的化纤工业联合企业。发债券所得的其余20％借给广东省。
这一举，效果如何？实践作了回答：1985年，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一期工程建成投产。每年可产涤纶短纤维和聚酯切片18万吨。当年就得税利1。3亿元人民币；1986年得税利2。7亿元；今年预计可得税利3。5亿元。工厂的负债已还了7500万美元，明后两年就可全部还清。一期工程总投资为10亿人民币，财政只拨款三成。这就是说，国家用较少投资，大部靠发债券、借其他外债筹集的钱，短短几年就赚回了一个大型化纤联合企业。这种做法，一时被誉为“仪征模式”。有人还称之为“借蛋孵鸡”。
五年后的今天，用在国外发行债券作为我筹集建设资金的一种方式，已经并不新鲜。人们理解了，接受了，国内别的单位也效法了。
到今年4月，中信公司已先后在日本、香港、联邦德国共发行了10次债券。他们用发债券筹集到的资金滚雪球，并把生意做到海外去。在澳大利亚，他们与人合资兴办波特兰铝厂；在加拿大，他们与一家公司合伙购买了塞尔加纸浆厂；在美国华盛顿州，他们经营林地；在香港，他们参加第二条海底隧道的投资，收购香港嘉华银行95％的股份和国泰航空公司部分股份……真可谓生意越做越大。
中国居然也在国外发行债券了，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收不了——外国投资者的心态也起了微妙的变化。
“第一个吃螃蟹”的公司
美洲银行中国处负责人理查德·旺说中信公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管理最好的公司。公司人员训练有素，年轻，比较豁达和较少官僚主义，他们懂得国际商业的习惯”。
以从不做广告、收看率高而著称的日本广播协会NHK，今年2月16日晚用45分钟的黄金时间，播出了《引进外资——站在对外开放的最前线》电视片，专题介绍中信公司。之后，又重播一次，并对该片作了英语、日语专题报道。
……
说来也怪，公司一向是多做少说，可是国际赞誉却接连不断。
七十一岁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被国际著名的《幸福》杂志选为1986年世界“最富魅力的50名经济界人士”之一。每天，当他迈着急促的步子走进办公室时，第一件事，便是打开路透社传送的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置，饶有兴味地读着荧光屏不断闪烁变换着的数字。“他看数字似同看故事，他的形象思维好像是从数字来的。”他的秘书这样说。是的，他的头脑正如同不断闪现新思路的荧光屏。几位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办公室也都有这种装置，他们的头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开放、改革的大背景下，中信公司进一步显示了自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形象。
中信公司组建了国内第一家咨询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它已被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认为正式咨询机构。几年来接受国内外各类咨询委托200多项，其中较大的有中美合作经营的山西平朔煤矿的经济法律咨询和大亚湾核电站的法律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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