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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关方面也说，不能者让他开车，准备派他去香港酒店实习，将来仍叫他管理酒店。
听到这一切，实在为郑奕高兴。一次在工业区办公室遇到他，我说：“听说你成了蛇口收入最高的人？”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别听他们瞎说。”“咱们约个时间谈谈，好吗？”“好。”接着说了他的新住址。
由于各自都忙，约了两次，未能谈成。不过凭着短暂的接触，我感到他身上的傲气已经不易觉察了，更像个普通的青年人了。这值得祝贺。
年轻经理的错误，使袁庚想得很深很远。他在一次培训中心全体师生会议上，再次强调了他曾经强调过的观点。
“现在内地一直在说要给厂长、经理松绑，我说不完全是这么回事，现在经理的权力特别大，我主张要削弱经理的权力。因为，一个企业是谁的？全民的！但权力却是个人的。按理说，有绝对权力就有绝对责任。香港谢利源金铺是个有50多年历史的大企业，一旦宣布破产，老板吃150多片安眠药自杀了。还有个妙丽集团宣布破产后，不仅老板自己，连老婆、孩子、全体家属都不知所终。为什么？因为财产不是全民的，是个人的，因而权力也是个人的，他对公司拥有充分的权力，但他也负有绝对的法律和经济责任，破产了用生命补偿。我们也这样能行吗？不行！我们的经济法规远不健全。有些年轻同志当上经理，简直威风八面，权力相当大，但亏本的时候，他工资照发，责任负得很小很小。所以我说，经济立法很重要，没有这个就搞不好。”
政治透明度
袁庚常常对人说：“基度山伯爵报复仇人的办法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办法是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监督他，让他自己烂掉。”他用这种给人以强烈印象的语言强调监督的重要。这是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积几十年政治生活的经验而发出的肺腑之言。失去监督的权力腐蚀人的历史教训，多么惊心动魄呵！
因此，他提倡监督，包括对自己的监督；呼吁批评，包括对自己的批评。《蛇口通讯报》收到指名批评他的文章，总编辑向他请示，他叫原文照登，只建议把“袁庚先生”改为“袁庚同志”。他主张宪法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多次强调只要不是反对共产党和人身攻击，任何人可以对任何领导干部公开批评，绝不允许打击报复。
有一次，一个干部从香港回来，违反海关规定带了黄色刊物，海关查出，罚款、批评。袁庚很生气，在内部会议上也点了这位干部的名。这事传了开来，有两位同志在一个会议上说：袁庚想整人了，一场政治风暴又要开始了，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又得为人家平反。
应当说，这两位同志对袁庚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他们是在正式的会议上讲出来的。袁庚看了会议记录，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1985年9月10日蛇口教师节大会上讲话时，公开表扬了这两位同志，说他们“能够鲜明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肝胆照人”，“这里不是评价他们当时的讲话内容是否正确，而是肯定他们这种光明磊落，不畏‘高官权贵’的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他进而提出，要提倡肝胆相照，提倡政治的透明度，使所有的同志免除发表政治意见的恐惧心理。“罗斯福四十多年前提出，要使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对我们仍然是适用的。”
从此，“政治透明度”成为蛇口人很自豪的一个词。
《蛇口通讯报》是一张四开周报，篇幅虽小，却办得尖锐泼辣，生动活泼，议政、议经、议文，时有高见，批评意见是家常便饭。对袁庚本人的批评议论多次见诸版面。笔者便是这张小报的热心读者之一，认为它比许多板起面孔的大报可亲多了。
领导班子内部自然也有矛盾，也有同志对袁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有人说他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有人说他用人不当，如此等等。袁庚不一定完全同意和接受，他也会对别人提出批评。但这一切都是在党的组织原则之内进行的。他不搞以人划线，对干部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他手里既没有帽子也没有小鞋，保险柜里也没有。
党委副书记虞德海，对某些干部的看法和袁庚不一致。但当深圳市委要蛇口推荐一位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时候，袁庚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虞德海。他对李灏同志说：“虞德海忠实可靠，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长最合适了。”
我也听袁庚讲过：“在蛇口的领导层中，虞德海的家庭最艰苦。他儿子有重病，经济负担很重，但也从来没有向组织伸过手。真是一位好同志。”
“试管”的新发展
1986年，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题为《蛇口——中国开放与改革的试管》，引起强烈反响。一位台湾来的博士先生，与国内派往香港的人员素无来往，听了袁庚的演讲，主动上前与袁庚握手，并合影留念。
“试管”一词，从此不胜而走。它形象地概括了蛇口的一切试验。“我们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大家知道有‘试管婴儿’。六七十年代，世界出口加工区盛行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试管经济’这个名词。”“蛇口，弹丸之地，又是由一个企业开发的，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周围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里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了。”
在所有的改革试验中，袁庚最看重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认为，没有政治民主，一切都是空话。即使有人因此批评他“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他也毫不动摇。
当蛇口这个“试管婴儿”年满八岁的时候，政治体制的改革又迈进了一步。群众议论已久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改为董事会的问题，经过将近半年的准备，1987年5月付诸实施了。
工业区领导机关，由最初的指挥部变为管委会，如今又变为董事会，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而是真正实质性的改革。这次改革，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监督权与执行权分开，更加强化了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的企业化形象，特别是工业区七名董事的民主选举，意义深远。
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十一名，四名由香港招商局集团指派，七名由工业区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的一个星期，是今年以来蛇口工业区这个“试管”最活跃的时期。首先由选民无记名投票选出十四名候选人，然后候选人与工业区干部群众直接见面，发表竞选演说，接受质询，进行答辩。演讲答辩会场场爆满，气氛热烈。
蛇口的民主选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美国权威性杂志《新闻周刊》载文评述蛇口的民主尝试说：“他们以真正民主选举候选人的身份在蛇口出现作政治演说，在一系列答辩会上回答选民们的问题。……队而成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中国首次涉猎民主的尝试发生在深圳特区的蛇口绝非偶然。在整个国家，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及其产生的繁荣和矛盾，同时也加深了对政治变革的欲望。这种动力在深圳尤其明显。蛇口的职工都很年轻，所受的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宽裕，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正如当地的官员熊秉权所说：所有这些条件，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加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
这里说的是上一次管委会的选举。用来观察这一次董事会选举，同样适用。
董事会诞生之后，交通部长钱永昌来到蛇口。他参加了在蛇口举行的招商局集团本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之后，5月23日下午在助理经理以上干部大会上讲了话。
“过去的一年，是招商局集团经济效益全面提高的一年，是向新的方向扩展的一年，也是历史上发展变化较大的一年，整个集团正在向多元化、大型化、国际化发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是一个质的飞跃，连香港的一些大企业也不能不对我们刮目相看。”“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是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方针，统一的部署，团结、勤奋、勇于改革的班子和一大批干部，说明我们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跟上和适应了中央关于香港工作的步伐的。”
这是很恰当的总结。
党的十三大就要召开了。这次大会将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诞生，必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改革热情。
快快升起来吧，十三大的太阳！
“巧克力大厦”的脉搏
作者：计泓赓
——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北京，建国门立交桥畔，一座深棕色的29层大楼。楼正面，叶剑英元帅的亲笔——“国际大厦”4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夜间，楼顶上“CITIC”霓虹灯英文字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缩写，远近可见。外商送给它一个亲昵的称呼：“巧克力大厦”。
它是北京目前最高的建筑，也是第一幢主要供外商办公的写字楼。下4层，是中信公司办公的地方。5层以上，有98家外国商社、银行办事处、驻京的各类公司等在这里办公。由此，又有“小联合国”的美称。
众多的汽车，围着大楼穿梭。中国人、外国人在大楼门口进进出出，……在许多人眼里，它蒙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那么，就让我们窥视一下它的“奥秘”吧。
“由你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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