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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美国社会的中国留学生，在享受到个人自由的同时，自然也会体味到那种孤独的阴影和无援的感觉。
一个在康州某大学读生物化学的三十三岁留学生曾向我描绘过他某一时期的抑郁心态：“开始是感到孤独，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生活，也没有人说话。然后，是精神抑郁，对什么都没兴趣，什么都不想干……这种抑郁，时间一长，慢慢地就变得难以忍受了。你会觉得自己一步步走向疯狂。最后，你真会觉得自己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一位1982年到加州州立大学读书的二十九岁的女研究生说，在美国，她最感凄凉的时刻就是周末一个人背着书包走回住地，身边一辆辆汽车开过，载着欢叫着的美国学生去参加聚会或去度假……
的确，在美国，当你望着大都市里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当你看着公路上一辆辆从身边急速驶过的汽车，当你面对着街上急急忙忙赶往某一地方去的人群时，恍惚中，一种凄凉的孤独感会油然而生。你突然意识到，尽管你站在那里，眼前的一切却意味着另一种人生，可能和你毫无关系；代表着另一个世界，你也许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在那一刻，你是自由的，可以做一切想做的，说一切想说的，可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在乎。突然之间，你会感到自己好像被世界遗忘了，你的存在一下变得毫无意义了。
人在生活中需要有一种归属感。许多习惯于集体生活和组织关怀的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后，常常转向其它的群体来寻求这种归属感。在西方社会，能够为人提供这种归属感的是各种宗教组织。我大学里的一位女同学，当年曾是班上集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出国留学前还人了党，在外几年后，听说已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例子，留学生中，真真假假地信教入教的人并不在少数。
人类一直在追求自由，但人在生活中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
面对另一个社会
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社会里，很自然地会将那个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我们可能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但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几乎是从不会怀疑的——一切本该如此。
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另一个社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下同样正常地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和震惊。于是，我们对自己社会中的一切所保持着的简单而坚定的信念便开始掺入一丝怀疑。
这也许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的最深刻也是最复杂的感受之一。
我们的思维不自觉地被自己的社会存在所局限，并进一步被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局限。就像人类的思维无法摆脱人类自身存在的局限一样，我们也很难真正超越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局限。我们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社会所代表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是正常的，并毫不怀疑地予以接受。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我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断判其它社会的一切。有时，我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将别人放在了“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
在一次野餐时，我和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谈起这个问题。我问他，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具有这种绝对思维。他先是不假思索地说：“没有。”想了想，说“有。在清教徒时期。”过了一会，又说：“现在也有。”
实际上，正是人类学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帮助人们逐渐摆脱了过去狭窄的意识。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具有和我相同或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那几十万足迹遍布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从各自不同经历中学到和带回中国的将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和异国文化，还将包括一种基于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而产生出的更为宽容的社会生存意识。
第四章 几代风流
几代赴美留学人员
首批赴美留学人员大都是国家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里的骨于，据《人民日报》报道，他们中不少人是副研究员、讲师、工程师和主治大夫，年龄最小的三十二岁，最大的四十九岁，平均年纪是四十一岁。他们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里进修两年。
80年代初期，除了这批最早派出的留学生年纪较轻外，中国派出的留学人员大多以中年访问学者为主。他们大都是国内各大学和科技研究机构的骨干。根据美方入境签证的统计，在1979年至1982年间，在中国派到美国的5593名访问学者中，年纪在四十岁到四十九岁之间的，占60－66％；50岁以上的，除1979年外，另占20％左右。而同期持J—1签证攻读学位的留学生的人数远少于访问学者的人数。
大约在1982年至1985年之间，一批更年轻的、经过考试筛选出来的中国学生被派到美国和西方留学。根据美方入境签证的统计，在1982年间，持J—1签证的中国留学生中，二十岁到二十九岁年龄段所占的百分比第一次超过了三十岁到三十九岁年龄段所占的比例，达到54％；而这两个年龄段的人数占那一年的留学生总数的85％。
自1986年开始，一大批更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闯到美国。他们大都20岁出头，十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在他们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上山下乡”对他们来说也只是电视剧里上一代人悲壮的历史故事，他们从重点中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重点大学。与上两代留学生相比，他们活得更为潇洒，渴望闯荡天涯，见识世界。
在美国大学作教授
不能不承认，十多年间，一代代中国留学生迅速地成长起来。
今天，许多新到美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许会惊奇地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有些“美国教授”不过是比他们早几年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如今在美国各大学里执教，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了。
自1990年以来，每年都有三四名从美国其它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被密执安大学聘为助理教授，所在的系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电机工程和商业管理。几年下来，在密执安大学执教的中国留学生已能在“中国学生会”外，另组织一个“中国教授会”了。
今天，对于在外磨练了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美国大学已不再是他们当年天真想象中的圣洁的学术圣殿，而已变成一个极为现实的人生竞技场。就像所有有人群的地方一样，美国大学里，除了知识和学问外，也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和勾心斗角。
在美国大学争得一教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和著名教授的推荐外，还必须有极强的竞争意识和活动能力。
即使在美国大学里拿到教授的职位，也并不是一场竞争的结束，而是一场更艰难的竞争的开始。所有新聘任的教授都必须在五六年之中争取到“终身合同”，不然就得走路。而“终身合同”能否拿到，不但与学术水平、科研成果和出版著作有关，而且也与是否具有良好的人事关系紧密相连。
进入美国社会
如果不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话，不能不承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加强。
在美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中国留学生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几乎全都是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
受聘于美国各大金融贸易公司的中国留学人员，大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从事着各种诸如律师、会计、经纪人、房地产商等专业性工作。中国和东亚的经济起飞也为这些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历史性机会。在1993年到1994年间，仅美国摩根银行香港分部所雇用的中国留学生就达二十多人。
而理工科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不但成为美国科技领域里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广泛地进入了美国实业界。三大汽车公司、波音飞机制造公司、杜邦化学公司……到处可以碰到几年前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更有一个笑话说，如今美国人要想到IBM去工作的话，都不得不先去学中文，因为在那里工作的人大半是中国人，不是来自大陆，就是来自台湾。
这一代中国留学生中，不乏雄心勃勃之辈。从事科研的，眼盯着诺贝尔奖；经商的，想挣下个几百万；搞文的，一心要进入美国文化主流；就是在演艺界，也有人整天在喊打进好莱坞，打进百老汇……
在这一片多少带些浮华色彩的喧闹的背后，折射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培育出来的进取精神。由于西方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留学生身上已很少再看到那种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充满“人生虚幻”感叹的东方式超脱，而多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这精神面貌的变化，也许正是海外留学的本来意义之一？
新中国商人
尽管历史上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谋生的方式不外乎是开洗衣店和餐馆，但历史并不总在重复自己。
他三十五岁，来�